对中国历史上分权与集权的矛盾的看法

从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去看待中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重大矛盾
　　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范围内，这个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利集中在中央，并且有绝对的能力去管理和控制各级地方机构，使得国家在政策、法律等方面按照中央核心政治的国家要求去行使各自的职责和事务。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分权，是指在国家中央政权的授权下，下一级各个级别的地方按照一般国家政权的法律规定所构筑的权利机构，实施着自己所具有的管理地方政务的权利。
　　过去，我们在分析我们国家的政权更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从国家政权的政治腐败、阶级矛盾、经济文化等方面去分析的。对于这些，我们应该看到这其中也是有相当道理的，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根据的。但是，就从国家政权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政权发生了重大的更迭，一定是因为构筑这个国家政权的本身存在着自有的问题而发生的。象政治腐败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可以引起促使国家政权发生问题，但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是最终使得国家灭亡或者更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久的国家过程来说，我个人认为，在历史过程当中，所有的一切国家政权消亡或者更迭，核心问题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国家中央权利的能力已经难以控制整个国家的时候，这个中央政权必然要瓦解或者是被新的中央集权方式所替代。
　　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我们过去历史过程我只是很简要提到一些具体事件，并不细致去说明这个事件的一个过程。
　　比方说周灭商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确实也存在商纣腐朽残暴的一面，但是从国家政治角度上说，历史上有哪一个最高国家统治者不是残暴的？我们可以看看从康熙到乾隆这个历史过程中，那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文字狱”，能说这些也是国家文明的一个举止吗？酒池肉林、烽火戏诸侯这些事情，历朝历代都有，只是各自表现的方式及程度不同而已。周文王到周武王最终颠覆商朝，这里就已经显现出地方分权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是可以夺得中央政权的。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用仁义道德去描述这个过程，那只能是后来的政权获得者，为了使得自己牟取政治地位的时候有一个国家政权所必须的思想基础而已。
　　我们再说说秦朝灭亡到西汉政权的建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封建集权国家开始，由于在其去世之后国家核心被掌握在一些无德无才的小人手上，国家政权在很端的时间里就被推翻了。现在，我们对于“秦失其鹿”这句话没有好好理解。其实，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开始，到项羽称霸，秦王朝的国家政权虽然推翻了，但是国家的基础管理过程并没有全部丧失，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中。也就是说，秦朝的国家核心被颠覆了，但是秦朝所保留下来的国家政权并没有瓦解。可是，项羽没有看到这种历史现实的情景，采取了一个违背历史现实的举动，那就是分封了各路举兵者，并没有去最现实地接受这个历史已经形成的国家方式。表面上是后来以刘邦为代表的各路分封王侯在争斗，其实就是项羽在绝对获得国家政治地位的武力位置之后，没有顺应历史的要求去走到中央集权的位置上，使得那些拥兵者可以在一个地方分权的方式下挑战项羽的权威。因此，“秦失其鹿”，其实就是这后来的天下，中央集权的这个“鹿”是丢失的，谁最终获得这个，天下就是谁的。刘邦后来虽然取得了中央集权的地位，但是在具体建立中央集权这个过程的时候，又认为秦朝之所以被颠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给予同姓分封。所以，在后来自己获得政权之后，一方面是加大力度尽快剥夺各个异性王的政治权利，二是给予自己子孙们以地方分权。可是，随着后来的发展，各同姓王在势力达到有可能颠覆中央权利的时候，也就有了七王反叛朝廷。
　　类似这样的历史过程，还有晋朝的八王之乱。象唐朝的安史之乱，其实也是属于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的必然结果。到了唐朝后期，可以说这种地方分权势力的膨胀，以及中央集权力量的极大降低，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事实。
　　我们还可以从我们民族这一百六十年来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认识一下。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大约有三个历史重要阶段。一个是鸦片战争，一个是辛亥革命，一个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极其愚昧和较低层次上的。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觉悟者，只是来自于很少的一部分人，而且这种认识是相当浮浅的。在这个时候，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依然是以中央集权为中央力量。当时国家在各个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国家的政权力量构成，没有发生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说，腐朽的，不一定就是败落的。第二个就是对于辛亥革命力量的认识过程，我们长久以来一直都认为清朝政权是因为革命党人的革命过程所推翻的。对于这一点，过去我还认为是正确的。可是，现在我个人认为，清朝政府的政权被推翻，革命党人的革命过程，只能是一个导火索，是一种催化剂，而不是清朝政权颠覆的根本因素。清朝中央政权之所以被颠覆，就是因为当时清朝的中央政权，已经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绝对控制力了，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国家地方政权的国家领导能力。正是由于有这一个重要因素，才使得象袁世凯这样的奸雄得势，同时也使得随后的国家中央集权结构发生了动荡之后，变成了各个军阀的互相争斗，中国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事实状态。而后来孙先生的革命，除了提出建立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国家统一的要求上去建立起来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因此，今天的人们，应该好好可观上去认识辛亥革命，应该看到一个腐朽的清朝政府被颠覆之后，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完成独立与民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场所谓的革命的背后，其实就是各个地方分权人物的“独立”的结果，使得了这个两百多年统治的清朝被颠覆了。这就告诉我们，革命的过程并不一定就带来政权的颠覆，而地方分权力量扩大之后，随时可以在一个导火索点燃之后就发生了国家中央政权的破灭。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好好想想这一二十年来发生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所经历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关于这个方面，人们都严重忽视了，也忘却了我们曾经在历史上也经历过。
　　那么，在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也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上的矛盾与冲突呢？我认为，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观存在的，是必然存在的，只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矛盾和冲突到底有多么严重，以及未来会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怎样的一个威胁。
　　首先在经济上，关于历史上的“盐铁专卖”的争论，可能现在的人们都疏忽了。其实，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大一统政权机构，中央财政的保障，以及围绕着中央经济能力的构成上，这一些年来其实都是存在争论的。比方说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国家的经济主干。我们承认，这些企业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但是，存在问题是不是就必然要使得我们去彻底否定它的存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牵涉到中央集权是不是需要一个有力的基本经济保障。比方说这一段时间国家关于煤炭经营中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撤股的问题，表面上看好像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规违纪参与煤炭经营的问题，其实政治核心问题还是中央集权于地方分权的问题。就是因为地方上的权利人，在利益上是于中央的利益是绝对相反的，使得他们不可能在自我的范围内去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为什么对这次中央治理全国大小煤矿的过程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就是因为中央在这样一些具体政治行为中，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管理和控制的能力，而且所采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没有前提和限制的所谓“特殊政策”之类的东西，使得这些地方政府在得到了他们所期盼的利益之后，是更加嚣张和狂妄，也使得他们认为中央的地位和领导过程，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今天这个地方的要人到北京去要政策，明天那个地方的官员到北京去要关系，中国着一些年来地方与中央的相互关系的过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进行的。中央政策在很多方面为什么执行不下去，中央政权难道不应该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这个过程的矛盾和冲突中去想想吗？
　　中国历来就有人挑战国家权威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但来自于地方政权的人员，而且更大的危险往往来自与中央政权本身。比方说现在大家所痛恨的教育及医疗这两个方面，其实就是这两个系统自我利益在可观上与国家全体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还有就是中央的那些部委，通过假借中央的权威，插手地方政府的政务，去牟取小圈子范围内的利益，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行为。这样的结果，就使得那些希望依靠中央力量来有所行为的地方政府的肯定力量，受到了约束和打击，另外也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信任和权威。沿海地区这一些年来政治过程为什么这么猖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政府相关人员，从上到下相互勾结在一起，使得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中国在未来如果要是出现了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那么一定是因为在中央集权这个问题上，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是严重疏忽了，使得国家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过程中，本末倒置，使得一些人认为分权就是要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最大限度里去损害中央的权利和利益。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这里又是为虎作伥、为非作歹嚣张到了极点。这些人，所有的一切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在为个人的利益盘算着，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公心可言。因此，国家加大力度惩治这些动摇中央领导权威的手段，必须是立刻的，是严厉的，是必须的。可是，有那么一些人，在哪里搬弄着所谓的修养，搞起来所谓的民主和道德。要问国家决策者最大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一切行为都不得违背国家的根本原则，讲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一切违背国家原则问题的事情，都是有罪的。任何唱高调的人，在国家原则上如果是错误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有罪的。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就是通过唱高调去博得一些人的欢喜和鼓掌。
　　历史上是如此，今后依然还是如此，那就是面对中央集权这个重要的政治方式，依然还是要存在围绕着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方式下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一点上，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在这一点上认识清楚，认真把握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别人已经承载了的痛苦，可能就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