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是什么？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