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的历史沿革

东汉至东晋（约1～4 世纪） 此时佛教被看作类似黄老之学。史载汉桓帝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浮屠”为梵语Buddha的音译，也译作“佛”。佛教刚传入时其建筑曾借用中国传统的“祠”的名称，后又称为“佛图”或“浮图”。据《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东汉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说明最初的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用堂、阁围成方形庭院。属于这时期的佛寺遗址尚未发现，但可从《洛阳伽蓝记》记述的北魏洛阳永宁寺推知大概。此期佛寺数量不多，西晋首都洛阳周围也只有40多所。
南北朝至五代（约4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 这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信仰，许多僧徒成为权势者，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越前代。南北朝时，佛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期旧型的延续，以北魏洛阳永宁寺为代表；云冈石窟第六窟为方型窟室，中心立塔柱，四壁环绕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可资佐证。另一种是宫室第宅型。北魏中晚期通过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的宫室、第宅改建佛寺，以原前厅为佛殿, 后堂为讲堂,廊庑环绕,有的还附有花园, 形成与前期迥然不同的风格，成为以后佛寺建筑格局的主流。《洛阳伽蓝记》记载的约50座重要佛寺中，以塔为中心的浮屠祠型约占四分之一，前厅后堂的宫室第宅型约占三分之一。隋唐时期已很少有以塔为中心的佛寺了。从初唐律宗创立者道宣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所绘理想的律宗寺院，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所绘佛寺和有关文献的描述，可知唐代佛寺是继承北魏宫室第宅型佛寺发展而定型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随之而出现。公元第一世纪东汉明帝时，西域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应请来到洛阳，最初是住在中国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官署“鸿胪寺”。
后来为供养这俩位高僧安置佛像经典和长期居住，就另给建造了一所住处，同时用他们驮运经卷的白马为新居“寺”命名为“白马寺”。
这就是我国最早开始建立的第一座佛寺。从此原做为官署名称的“寺”也就成为中国佛教寺宇的专称，而在“寺”前加以庙名，成为惯例。 佛寺最初是按照朝廷官署的布局建造的，也还有原来是贵族和富人将自己现成的住宅施舍为寺的，因此，许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有许多院落的住宅。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其构造基本上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作为佛寺的布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屋脊六兽、筒瓦红墙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是佛寺。
佛寺内有许多院落，其中房舍称“堂”或者称“寮”。自宋崇宁二年（一一0三年）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为殿。 随着佛教流传日益深入民间，佛教的寺庙建筑和佛菩萨像的塑造也就在我国各地普遍的建造起来，寺庙建筑和工艺也就更加发达。我国中古时期劳动祖先所留下来的珍贵的艺术结晶和伟大的文化遗产差不多都是经过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而得以保存的，乃至佛像藏内都有，例如，我国最早的木构建筑，山西的南禅寺和举世驰名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佛窟，这些都是无数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对我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完美的建筑艺术和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底蕴、教化内涵、更是广大精深不可思议。
寺庙雄伟巍峨的殿阁建筑及妙相庄严的佛菩萨像是“住持三宝”佛、法、僧的形式体现，是僧伽和合共住焚修和弘法利生的道场。自他二利、是佛弟子们的恭敬福田，使到过寺院的人们善因深入八识田中，增长趋向觉道的善根，同登华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