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的历史发展

2025年03月13日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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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1）：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戏剧领域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外，还将目光对准了刚刚起步的电影业，力图以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的主张。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特性，为左翼影剧工作者在电影界打开局面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开始扩张，而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意识高涨，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老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想改变从前的电影风格，以便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民营电影公司老板要经济效益，左翼作家看重电影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都需要电影反映时代情绪，吸引观众的视线。特殊的时代氛围，为他们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进入私营电影公司，创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时代情绪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对影片拍摄内容全面负责。1933年3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一些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在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摄了二十多部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郑伯奇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的《时代的儿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转向也使得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田汉为“联华”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为“艺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题的剧本，这些影片的拍摄放映，对人们了解现实中国，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1933年11月出现了“艺华”被捣毁的事件；而**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没有放弃电影这块阵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间，他们利用可能的机会，用曲折的隐晦的手法将进步意识反映到电影中，这期间，夏衍创作了《同仇》、《女儿经》（与人合作），郑伯奇的《到西北去》、《华山艳史》，沈西苓编导的《乡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新女性》，田汉的《黄金时代》、《凯歌》，阳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进步的思想主题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1934年，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领导电影创作。公司摄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写）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份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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