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自乃题中应有之意，我曾反复强调，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是以《周易》为根基的，只不过《易传》对大传统的影响更大些，《》对小传统的影响更大些。《周易》作为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不仅提供了”真理的百科全书”，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理念，奠定了中国教育文化的基础。本章中，我将重点探讨《周易》的有关教育对象、目的、内容、方法以及师道观、人才观、考试观等，全面分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负影响，以便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
一 教育的目的、目标与对象
从广义看，动物也存在教育现象，某些高等动物还有部分自觉教育，但这种教育在本质上仍处于本能阶段，属于生物性的方面。人类自从离开动物界，进入社会以来，自然性越来越低，社会性则越来越强。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日积月累，每一个体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主动或被动学习前人总结的各种知识。但问题似乎不这样简单，因为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知识的传播，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的可能性问题。
从宏观宇宙的角度看，宇宙是无限的，那么，人类能否认识这一无限宇宙？可知论认为，人类的每一点知识的增加，都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知识总量的增加也是绝对的，人类可以通过对有限宇宙的认识，逐渐接近对无限宇宙的认识。不可知论认为，从微观世界来看，人类对每一具体存在的认识，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从宏观世界的角度看，有限认识与无限宇宙之比永远为零，也就是说，世界从根本上是不可知的。所以，从根本上讲，人类不是通过知识来认识宇宙，而是通过”悟”来感知世界，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是没有用的，而且是有害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人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用王弼的话说就是：
初期的佛教并不完全反对教育，要不然释祖何以终生苦口婆心地劝化苍生？但佛教所讲的教育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完全不同，它追求一种所谓的大智慧，与道教相同，号召人们回到真如本性；禅宗则进一步指出，一切佛教理论不过是一种”遮诠”，乃不得已而为之，要真正成佛，必须靠顿悟。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显性成佛”，最终是反对所谓的教育，六祖惠能的成功，说明了世俗教育的无用，而且在悟道方面是有害的；《侠客行》的石中天之所以练就了旷世武功，也是因为本性醇厚，而且从无受过任何教育。总而言之，道家与佛教都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可能性。
概括地讲，《易传》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合理的教育，宇宙秩序、社会秩序都无法正常运转。那么，教育的对象是谁？《周易》从总体上是强调”学而知之”，因此必然要求人人都接受教育，但是因为个体基础与社会地位的不同，应该把教育的对象分为三类：一般百姓（被统治者），君子，圣人。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易传》）
用现代语言来讲，《周易》是一部”宇宙百科全书”，君子受教育的基本内容都来源于此，从宇宙的演化规律到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自然到人类，只有对君子进行全面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真正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保证专制的长治久安。
总而言之，《易传》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领悟三才之道、通晓治国安邦之术的君子，通过灌输形成因畏惧各种神威而愿做顺民的被统治者。
二 学校设置、教育理念与主要内容
学校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生产，专门从事教育；而国家机器的产生，也迫切需要教育机关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文字的产生、文明的积累，更使人类有了更为便利的学习工具和更丰富的学习内容，于是，学校产生了。
《周易》中没有专门关于学校的论述，但它正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的，只有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易传》的教育思想。
（一）政治伦理教育。《周易》一书把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转化为人格的培养，指出君子应该把积极接受教育和自觉教育结合起来，培养综合素质，造就高尚人格，为此，《周易》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和办法，本书的前部分我已做过充分论述。但这部分的重点在于培养符合专制需要的人才，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身为圣人的孔子，虽然竭力强调”立志、弘道”，但最终还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确立专制的理论基础；连号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孟子，虽然强调”民贵、君轻、社稷次之”，以至于被暴君朱元璋从圣庙把牌位扔走，但根本上也要求对专制的坚定支持。古今中外，所有专制，都要求自己的教育必须为统治服务，而坚决反对任何民主性、批判性、平等性人才的培养，区别只在于有的直接，有的间接。
(二)智能教育。所谓智能教育，也就是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教育，《易传》非常重视智力教育，认为君子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够胜任治国安邦的重任，而圣人与一般君子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道德修养的差异，而是在于智慧的差异。圣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一般君子则达不到这种境界，所以就必须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六艺”。与此同时，《易传》还非常重视方法论的教育，”《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唯变所适”。只有充分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才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更为重要的是，《易传》还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号召君子要像圣人一样参悟实践，所以，《易传》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反对纯粹培养书呆子型的人才，而要求培养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初、中期，还起到正面的作用，但到了后期，由于对政治和伦理的绝对要求，这种思想被抛弃。
（三）乐教。《周易》本身没有明确提出”乐教”这一概念，但后代儒家学者却从《易传》的有关思想出发，阐述了全面的乐教思想。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磨，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有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矣，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先王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归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心。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记》）
（四）刑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在《易传》看来，仅仅依靠文明的手段，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的反抗者，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但与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同的是，它强调德治为先，刑治为辅。而且，要”明罚敕法”，就是要将如何为犯法、如何量罪定性，让民众知道，这就必须对民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刑教。
刑教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让民众事先知晓，从而尽量避免冤狱，减少民众的怨恨之心，从正面以表面的公正来换取民众的拥戴。而且《易传》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统治阶级制定的刑法，变成一种天意，摆脱了法家的赤裸裸；一是为了威慑民众，让民众因为害怕严刑峻法而不敢以身试法，而且，冠之以”道德”的外衣，即使因犯法被处极刑也不怀恨，还要感激统治阶级的刑罚。对此，《周礼》中有明确的论述：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位，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以纠其恶而戒制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闾胥，各掌其闾之政令，凡春秋之祭祀时，聚众庶，既比，则读法。”
但我们要注意，《易传》所倡导的”德主刑辅”的思想，并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刑教”的目的也绝不是让被统治者来立法、监督执法，而是要通过”天”的旗帜，使法律变成一种”天意”，使被统治者从灵魂深处产生敬畏。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严刑峻法来威慑被统治者，一般读者一定会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法家才强调严刑峻法，而儒家是以礼为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儒家的德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装潢，荀子的”隆礼重法”说明了儒家并不反对严刑峻法，只不过反对法家的赤裸裸，千方百计地披上一层诱人的面纱。汉宣帝在批评儿子的”纯用儒术”的无知时指出：”汉家自有天下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儒术。”而且，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法律就会发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定的法律条文的残酷性，比法家占统治地位的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周礼》）”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凡杀人者，弃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周礼》中的刑罚如此残酷，墨、劓、宫、刖之类的肉刑，何来人道！而够得上这样刑罚的罪名，居然有五百之多；同样是处死，花样之多（如磔刑、车裂、腰斩、大辟），时隔千年，读来还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刑法，是一种镇压，是一种无情的威慑力量，素来标榜仁义的儒家，在动用法律方面，何来心慈手软！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五）神道设教。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周易》是一种大教育观，重点在于政治教育，也就是教化，而教化的重点不是为了提高被统治者的文化素质，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被统治者。这种教化分浅层次与深层次两种：浅层次教化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深层次教化即是神道设教，包括占卜教育与祭祀教育，”观而不荐，有孚喁若，下观而化也，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先看一下祭祀教育。提到祭祀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宗教问题，本书的前面我已谈过《周易》与宗教的关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周易》产生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任何系统的宗教思想，而且，《周易》所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代商而立的周朝统治者，扛的大旗不是天命，而是”德”。但问题在于，没有天命的支持，其统治的合法性何来？以”德”为旗帜，被统治者以此为旗号来犯上作乱怎么办？所以，周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扛起了”天命”的大旗。但是，周统治者又不想让宗教占统治地位，于是，《周易》就提出了”神道设教”的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为什么缺乏西方式的宗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切古民族中，唯一生长于温带而非长于热带的民族，中国文化不是发起于肥沃的长江和珠江流域，而是起源于比较贫瘠的黄河平原，原始的生存条件比较艰苦。这里没有定期泛滥的尼罗河，也没有物产丰富的恒河平原，黄河带来的主要是灾难。地势虽然西高东低，但又挡不住强烈的西北冷空气的侵袭，洪水期间的人们，只好躲进深山野林，与猛兽为伍。黄河不利行船，与外界的交流必然很少。人们需要终日辛劳才能生存，加上原始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中国古代的先祖，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联想。像埃及和印度那样宏大的宗教组织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引发的丰富的神话文学，与中国文化无缘。中国原始的宗教，主要是与人事有关的神灵崇拜及巫术占卜之类。这样以来，中国的先民很早就接受了”人”的观念，中华民族成为第一个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眼光从未超越现实的地上生活，去梦想什么未来的天国。商朝以前，中国并没有与政权并存的教权，如埃及的僧侣、犹太的祭祀、印度的婆罗门，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发现与之相等的宗教权力集团。中国古代的君主是君而兼师的，他以政治领袖而兼教务，其心思当然偏重在人事。中国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的绝对的大神观念，在宗教上的统一天国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统一帝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因此，宗教的统治便永远不能再出现了。商民族或许是古代唯一崇拜大神的人，墨子——商人的后代，也致力于建立一个同一的大神，但这种努力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代商而立的周王朝已彻底否定了”一神”存在的可能性。问题是，如果彻底抛弃了所有神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专制统治，于是，统治者便想出了”祭祀”这一法宝。
首先，从字义上看，”祭”字在甲骨文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其共同特点是天神至上、祖先神为辅，人向神跪拜祈祷，这是”祭”的最初含义；另一共同点就是都表明了祭祀的本质——人神之间的意识交流；再则，祭祀必须虔诚、规范、有序。据《礼记·祭义》所载，古人认为，祭祀的作用和意义表现在五个方面：慎终追远使子孙不忘本，增强”根”的意识；沟通鬼神，让人们产生敬畏天地与祖先的心理；开发物资，利用财货，建立物质生活保障；树立道义，加强权威，让被统治者不敢犯上作乱，让统治者加强修养，从而对老百姓施以教化；倡导谦和礼让，消除争夺，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
祭祀的神灵分为三类：昊天大神、地神、祖先神，不过，初期的祭祀，存在着极大的混乱，”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进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国语·鲁语》）这种混乱的局面必然严重影响统治的稳固，于是，帝颛顼出来治理混乱的局面，结束人神不分的历史。规定少昊氏的大巫师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只有帝颛顼与重才能管天上之事，传达群神的旨意，其他巫、觋不得妄传大神的旨意；又命令”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让黎专管地上的群巫，让他们为百姓治病，不得过问天上之事。此为著名的”绝地天通”，即是将祭祀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成为国家的最大礼仪，”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所谓祭祀制度，就是祭祀神灵、祖先的各种典章制度，而将这种制度定型并且流传后世的是周朝。
在《周易》看来，宇宙的本体是一”有情本体”，其”生生不息”的功能导致了自然界与人类的产生，人类既然来自于宇宙，就应该尊重自然，于是中国的先民最早开始了”祭祀天地”。同时，每一个体都是世代相传的结果，尊重祖先”天经地义”，祭祖活动很早也开始了。祭天配祖成为周人礼制的重要内容，天神不仅具有道德属性，还有无限能量来监视地上的人们能否遵守这些天条；而周天子又是圣人（圣人可以彻地通天），是天神在人间的全权代表，对天子的不尊敬就是对天神的不敬，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像殷人那样赤裸裸的依靠神灵，而是通过把天神道德化，自己也披上道德的外衣，既威慑又迷惑被统治者。这是中国特色的宗教的根本目的，因此，周人把祭礼列为五礼（祭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之首，”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夫祀，国之大节也，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国语》）
要真正达到用神灵威慑被统治者的目的，统治者就必须表面非常虔诚，并尽力抬高祭祀的地位，让被统治者在言传身教中逐步驯化，这是道德说教达不到的。所以，《观》卦对此做了详细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彻底唯物的《周易》要保留一条神灵的尾巴的原因。
不过祭祀的等级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外在的强制力以及祭祀者的神灵光环。所谓外在的强制力，即是通过特定的法律使祭祀的等级制合法化，惩治一切敢于冒犯这种制度的人。但这种威慑力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统治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这就需要给统治者戴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于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无一例外地被安上了神灵的光环。其基本手段就是神化其出身时的异禀和异相，如初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乃先民图腾制度的遗留，后期的神化纯粹就是一种欺骗，它不但通过民谣、谶语等民间化的形式加以传播，深入民心，还把这种鬼话写进官方修订的正史
三 教育方法
《周易》中的蒙卦是专门讲教育方法问题的，”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蒙，蒙昧、幼稚之意，因为有蒙昧，所以才需要教育。但是，受教育者必须是自愿的、主动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志应”，而不是强制。这一思想非常高明，从积极的角度看，受教育者只有积极主动，才有可能真正学好，强制学习只能适得其反；从专制的角度看，维护统治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被统治者积极主动、甘心情愿地接受统治，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孔子为何反复强调要通过教育使被统治者”有耻且格”，就是为了使专制思想和制度深入被统治者灵魂深处，让他们觉得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即使对某个专制者不满，起而推翻之，还要继续采取专制制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朝代更替如此剧烈，而专制制度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变本加厉的重要原因。西方历史上的专制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他们的专制没有通过教育深入人心。《周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知道接受教育是人的天性，所以，极力反对强制教育，这样，人们才愿意接受《周易》的教育思想和内容，从而把”天不变，道亦不变”，”专制统治天经地义”的思想融入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继续专制，纯粹从学习知识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思想，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启发式教育方法。”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这里是用卜筮的原则来比喻教育方法，卜筮原则上”一问而终”，同一问题如果卜筮多次，就会亵渎神灵，神灵便不会告知吉凶。童蒙来求我学习知识，就必须诚心诚意，问过一次以后，就要能够领会，并且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对于那些懒得动脑，不用心学习的学生，老师可以不理他。这与孔子讲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原则完全一样，只有采取启发式教育方法，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所学知识，并且可以在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
2．强制性教育方法。初六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枯，以往吝。”“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在进行教育的初期，对于那些顽皮的学生，也要实行强制，用一定的纪律来严格要求他们，就像对待犯人一样。这一原则与主动性原则并不矛盾，因为孩童年龄太小，贪玩心较重，只有用纪律约束他们，才能使他们真正用心学习，而且严格的纪律可以使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可以得到保障。
3．有教无类方法。”包蒙吉，纳妇吉。”九二爻居下卦之中，阳居阴位，性格中庸，心胸广阔，是一位大度能容的丈夫；六五为阴，而居阳位，是一位性格刚强、阴阳颠倒的妻子，必然在很多问题上凌驾于丈夫之上，丈夫如果没有包容之心，必然发生严重的冲突，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这一原则在教育上有何意义？一方面，”有教无类”，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只要他愿意学习，作为老师就要一视同仁，这在等级思想严重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从积极的角度讲，这样可以使被统治阶级可以适当地接受一些教育，从统治的角度讲，只有让被统治者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能把专制思想真正灌输到民众思想中去，从而更为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在具体教学上，应该区分学生的不同知识基础、脑力情况，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学习好。
4．淘汰法。《周易》虽然反复强调”有教无类”，但是对于一些不可救药的学生，则要求老师采取淘汰法。”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这里用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做比喻，说明对待那些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可以把他们开除，以免害群之马影响全体；”困蒙，吝。”“困蒙之吝，独远实也。”此类学生属于自我封闭、孤陋寡闻、与世隔绝的类型，属于孔子所讲的”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的一类，同样要被驱逐。
5．棒喝教育方法。”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上九在六爻中位置最高，颇具阳刚之气，象征着威猛刚烈的老师，对于愿意学习的学生，老师要有耐心，但有时候，一些学生就是不明白，就不能老是采取温和的方法，而应猛击一掌，使他们能够幡然领悟。但这种教育方法的关键在于掌握分寸，太轻，不起作用；太重，适得其反。这种教育方法在禅宗中得到全面发挥，对于中国的教育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四 《周易》教育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周易》的丰富教育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它的全面教育思想、有教无类思想以灵活的教育方法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然而，从根本上讲，《周易》系统地确立了中国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它的教育思想也必然围绕着如何从根本上更好地维护专制统治这一中心来展开，就必须突出政治和道德教育，而要真正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从师道观和人才观入手。下面我就重点分析一下这两方面的影响。
（一）对师道观的影响。《周易》没有明确提出”教师”一词，但其含义却很明显，《蒙》卦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老师的崇高地位，因为它反复强调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教师要严格管理学生，但这种尊重，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的尊重，师生社会地位的差异还不明显，二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交流。即使在孔圣人那里，也是如此，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必须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次必须把”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结合起来，要”温故知新”。最后，要爱护学生，懂得”后生可畏”，学生虽然要尊重老师，但却不能对老师唯唯诺诺、惟命是听，而要”当仁不让于师”。孔子本人不但是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也是有着丰富感情的常人，绝不是后代统治者塑造的不苟言笑的”万世师表”。首先，孔子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更是一个伟大的学生，”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耻下问”；其次，孔子又是一位”喜怒哀乐形于色”的人，”闻韶岳，三月不知肉味”，”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孔子之卫，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当别人说他是”丧家之犬”时，孔子竟然说：”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他把自己比成美玉，高叫：”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此不一，其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最后，孔子虽然责骂学生，但绝不压制学生，而且经常与学生辩论。但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逐渐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后代的师生关系由相对平等的交流关系，逐渐演变成尊卑、主从关系，特别是”天地君亲师”顺序的确立，师生之间的平等彻底消除，学生对老师只能惟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为了门户之见，反对一切创新，这就从根本上把专制贯穿到一切领域，时至今日，中国的教师仍然没有树立师生平等观，可见反专制任务之艰巨。
（二）对考试观的影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要真正选拔合格的人才，就必须通过特定的选拔程序。或者是通过一定的推荐程序，或者通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易传》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时代，诸侯混战，各路诸侯为了争夺天下，也在想尽办法招揽人才。但这个时代的人才选拔，主要是靠统治者的发现、别人的推荐、人才的自我推荐，没有一个固定的考试选拔程序。汉武帝时候，开始推行”举贤良方正”制度，由各地推荐一些品行教好的人士来充实各级政府，但当时主要是以道德品行为主要标准，对于文化素质没有明确的要求。由于一些伪君子的干扰，加上腐败的影响，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人”，”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贤良方正浊如泥，高底良将怯如鸡”。到隋朝时，开始推行科举制。《易传》没有专门讲考试问题，但却对人才所应具备的各种素质有明确的论述，《易传》认为，君子应该”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也就是说，合格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全部包含在《易传》中，君子应该把所有精力放在研究学习《周易》上，这种限定学习内容的思想，对后来的科举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一个民族或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对于相应的地域或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有深刻的影响。“祖宗之法”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的“政治文化”则呈现不同的特点。
材料一 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之为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代士大夫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经常与“祖宗之法”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宗之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两宋对于“祖宗之法”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①，权力机构的分立与集中②，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③，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④，处处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的问题。
——摘编自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1）依据所学知识，在标示的①②③④中任选两点，予以说明。（6分）你如何评价宋朝这种特别重视“祖宗之法”的政治取向？（4分）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人们逐渐相信，当前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已非过去所能比拟，将来在各个领域注定会出现没有止境的进步”。（P．L．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由于人类是可以改善的，因此他们认为变革和进步可以逐步改良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必须进行改革”。（P．T．马修斯等《西方人文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的上述政治理念的影响之下，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变革。19世纪欧洲政治变革大事记
年代
事 件
1830年
法国七月革命，建立七月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1832年
英国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
1848年
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
1861年
撒丁王朝基本统一意大利，实行君主立宪
1867年
英国议会改革，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
1871年
德意志统一，颁布德意志帝国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
1875年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男性公民均获得选举权，法国共和制度最终确立
1884年
英国议会改革，农村工人和矿工获得选举权
（2）材料二反映了欧洲怎样的政治文化理念？（4分）依据上表，概括19世纪欧洲政治变革的主要方面？（6分）任选其中一个方面予以说明。（2分）
材料三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来的宣传作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康有为以此证明孔子也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康有为认为，事情是向前发展的，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因此，就要变法维新。这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就冲击了遵守旧法、恪守祖训的顽固派。
——李斌《顿挫与嬗变：晚清社会变革研究》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简述康有为对待“祖宗之法”的看法，简要评论这些看法。（10分）
影响审美文化的最基础文化应该是诗经、论语、礼记；周易影响的应该是另外的文化，比如宗教、政治等。非要与审美联系的话那就是宋代。
周易是周文王写的。周朝的
周易为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就是因为周易打下的基础。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孝文化，爱好和平，勤劳等等都是目前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不但是最早的文明典籍，对中国文化影响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对儒家、道家、中医、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影响深广，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
《易经》运用简单卦符系统对宇宙万物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摹拟，找到了事物间的抽相关联，比之研究具象关联的现代科学，其奥妙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易经》的阴阳学说及其极变规律、先后天八卦思想对道家影响深远，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被道家崇为“三玄之一”。《易经》也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
《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辨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
这位选了谢金良老师的课的同学，你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你可以着重谈谈《周易》的美学思想特质，简要说说历史影响就好了。
《周易》里还有审美吗？《周易》不是算命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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