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左宗棠为什么能收复新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过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原因如下：

因为在担任钦差大臣前，左宗棠已经着手进行了部分准备工作。他进一步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制订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

左宗棠此前已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过如下：

战前准备：

清军准备、确定战略、整顿军队、制备军械、筹措军饷、筹粮、筹转运。

北疆之战：

1876年4月7日（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阿古柏军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

古牧地之战：

1876年7月（光绪二年六月初），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不久进驻阜康，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8月10日，刘锦棠夜袭黄田获胜。8月13日进围古牧地。

乌鲁木齐之战：

古牧地之战后，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18日黎明，清军出发。

西四城之战：

12月17日，湘军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同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又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收复和阗。

至此，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宣告结束。

扩展资料：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战争结果：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大部分地区。 引阿古柏进入新疆的金相印父子和追随阿古柏的余小虎、马元均被处死，阿古柏、白彦虎手下的大小头目共1166人亦均“讯明正法” 。阿古柏的多名后裔亦被清军俘获。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中，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成为漏网之鱼，此后还曾多次侵入新疆进行劫掠，但均被清军击败。

政治意义：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清军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实力，成为清王朝通过谈判收回伊犁的一个因素；战争的胜利，也为在新疆设立行省，打下了基础。

经济社会：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刘锦棠均重视新疆经济的重振，尤其重视水利、交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伴随着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展开，以杨柳青镇人为代表的天津商人以"赶大营"（即随军赶路并从事商业活动）的形式来到新疆，后逐渐在新疆形成以迪化为中心的天津商帮，在促进新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左宗棠 （中国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同时他也是为清政府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那么，在当时左宗棠为什么能收复新疆？收复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小编将带大家去看看这一历史悬案的个中缘由。

　　左宗棠收复新疆实在历尽艰难，难在内有政治压力和制肘；经济上“筹饷难、筹粮难、筹转难”；军事上敌强我弱，国际环境恶劣。然为难之处见高明，左公谋己、谋人、谋世，谋内、谋外、谋时，终解我华夏之患。其谋略于当时之中国，实在是高明之举。

　　学完《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收复新疆》一课后，学生议论纷纷，也提出了很多疑问。诸如如何评价左宗棠，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策略高在哪里，为什么要签订不平等条约来换取伊犁，等等。有些问题笔者以前也没有重视，此次一再仔细求证，笔者认为，左宗棠收复新疆实在历尽艰难，其谋略于当时之中国，实在是高明之举。无怪乎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也盛赞“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①，认为“他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②”现试将左宗棠的整体谋略解读，以方便广大同仁教学。
　　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困难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大清朝确有“中兴”之兆。然而，此时的中国也是危机四伏。西方列强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因此中国边境频频告急，狼烟不断，虽无大战，但险恶的国际环境可想而知。
　　新疆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要命的是俄罗斯和英国的介入，使原本简单的新疆问题复杂化。此时左宗棠敏锐地意识到：沙俄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腹，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③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新疆。
　　然而，左宗棠首先面临的是内部的政治压力和制肘。近代前期，侵略中国最厉害的列强正是英俄这两个国家，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他们是最可恨也最可怕的敌人。对于新疆问题，当时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是坚决反对出兵的，他的论据是，“（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④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⑤问题不大，“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⑥就是打胜了也是得不偿失。作为国家重臣，李鸿章的观点不无分量，海防之重要也是事实。而且，直接占据中国伊犁的沙俄属于强国，若是诉诸武力，胜负难料。要收复新疆，谈何容易？且不说反对者如何制肘，就是最高统治者和同一立场的支持者，也倍感疑虑，事有难为，搞不好改革中兴的大好局面也要因此中断，岂不因小失大？可以说，在收复新疆的整个过程中，左宗棠时刻面临着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压力。
　　其次，收复新疆面临着技术性的难题。左宗棠很清楚地意识到：“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运转犹难于筹粮。”⑦从军事的角度讲，没有后勤保障，是不可能打赢这一场战争的。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枯竭，捉襟见肘，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能给左宗棠收复新疆以有力的物质支持，且西北地区连年战乱，生产严重遭到破坏，戈壁纵横，交通阻塞，只能从甘肃、宁夏、蒙古之地筹粮运送，驼载车运，人挑肩扛……可谓困难重重。
　　第三，解决新疆战事的时间表问题。新疆事起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从世界看，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过渡，加紧了对外侵略。1875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派遣使馆译员马嘉理赴云南，迎接从缅甸非法进入云南的所谓探路队，这支一百多人全副武装的探路队侵入云南境内，公然挑衅，打死中国边民。边地军民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击毙马嘉理，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案”。与此同时，还通过《申报》造谣警告：“英国有打通西路之意，因云南腾越官军致毙英国翻译马嘉理，欲借此为词，俄人亦有与甘肃为难，欲牵制官军，使我（中国）首尾不能相顾。”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宣传，目的就是为要撼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而开展的心理攻势。其时，东南沿海有日美窥视，边警频传。……这一切都决定了左宗棠宜小战不宜大战，宜速战不宜久战，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以保留必要的力量应付其他突如其来的事故。
　　总之，以中国当时实情而论，面临着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留给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空间极其有限。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整体谋略
　　谋略一：排除内部阻力，解决粮饷。首先，左宗棠要做的是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把内部的阻力降到最小。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左宗棠有力地批驳了李鸿章的观点，主张两者并重。并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⑧警醒清朝最高统治者，使清最高统治者抛弃了李鸿章的谬论，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为解决其他问题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解决粮饷问题。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后，清政府给左宗棠凑足了1000万两的军费。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⑨筹饷的问题算完成了。左宗棠拿到军费，忙命人筹措军械物资，备办粮草，积极实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谋略二：打弱慑强，用胜利鼓舞人心。在收复新疆的军事方略上，左宗棠是很清楚的。对阿古柏势力主要是立足于“打”，对俄罗斯立足于“谈”。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解决伊犁问题的条件。以阿古柏的力量和当时复杂的形势，“打”既有取胜的可能，也有威慑沙俄、敲山震虎之功效。故他主张利用英俄矛盾，先集中兵力打击阿古柏，先不涉及伊犁问题。他说：“此时俄人交换伊犁一节，暂可致之不论。”⑩对于在新疆用兵，左宗棠指出，要提防“俄人狡谋”，必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考虑国库空虚，军饷难筹，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大军一旦出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这就是“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策略的由来。1876年8月，北疆收复，西征首战告捷，沉重打击了阿古柏的势力，粉碎了沙俄认为中国无力收回新疆的美梦，实现了左宗棠收复伊犁战略的第一步。同时增强了清政府收复新疆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了左宗棠获得的信任和支持。
　　谋略三：以武促谈，坚决收回伊犁。伊犁问题立足于“谈”是正确的，但当时清朝政府派了一个叫崇厚的谈判代表，签订了一个《里瓦吉亚条约》，等于是没有打仗就割地赔款。因此，在左宗棠等人努力下，后来又派了曾纪泽去改订条约。当然这种外交斗争必须要有武力为后盾，“以时势次第而论，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⑿所以左宗棠做了充分准备，分兵三路，准备武力收复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经快70高龄了，身体不好，在营帐里面还吐血，于是他也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准备，舆榇出关，也就是抬着棺材出了嘉峪关，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战死疆场。这是一种不可小视的姿态，在左宗棠这样一种军事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通过外交斗争，终于修改了条约，争回来了一些权益。
　　谋略四：舍小保大，顾全大局。中俄改订的条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一般人很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一块七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换取伊犁，更不理解其谋略高在哪里。其实伊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鉴于当时的财政难以为继，东南沿海频频告急，用兵日久则危害愈大。况且以沙俄的实力和贪婪，欲不付代价收回伊犁，的确不太现实。因此，左宗棠支持以小换大，以维护大局。有时候，善于妥协也是明智和必要的。
　　总之，左宗棠之于新疆，可谓功照千古。无怪乎美国人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里，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伟绩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越的。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上的一名中兴名臣，他在军事上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其实，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厉害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看人这一方面很准。本期的历史悬案，小编将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曾国藩为什么那么厉害。

　　作为有清一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修身砺志、勤奋治学、处世为官之道颇受现代人的推崇。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可能有诸多因素，但他广泛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才俊智囊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在军事上，他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造就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重人、识人、取人、用人是曾国藩的特长。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
　　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淮军勇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观人于微”，并且准确率极高，全赖其“积久而有经验”。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为政四十年，幕僚共计四百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养、推荐为朝廷、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众多名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国藩的重人、识人、取人、用人已成一体，体现了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