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及受贿的量刑是怎样规定的?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在规定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情节时，适用了具体的数额表述:“行为人贪污、受贿满五千元的，构成贪污罪、受贿罪。”对犯贪污、受贿罪的量刑处罚明确规定为:“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受贿罪的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

对于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规定不宜规定具体数额，可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相对模糊的词语。

笔者认为，对贪污罪、受贿罪具体的数额规定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相适应。相同数额的犯罪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危害程度也不同。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是2000元，修订后为5000元，这是立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在笔者所在的山东临沂地区，目前以1万元作为立案标准，而在发达地区，有的以5万元为起点。

显然，各地提高量刑数额标准，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确定的。如果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不仅打击面过大，贪污、受贿案件数量也必将大增，影响司法机关对大案、要案的查处。此为其一。

其二，删掉具体数额的规定，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正性。目前，由于刑法对贪污、受贿案件定罪量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具体，使得社会对司法机关查处贪污、受贿案件的公正性产生疑问。比如，某县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水利局许某等三人共同贪污15万元一案，许某一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上诉后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六年。而上海社保案中，上海市国资委原副主任吴鸿玫受贿196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两相比较，对许某的处罚显得过于严厉。

2006年，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原处长温梦杰，贪污受贿1505万元，被判处死刑;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贪污受贿30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此，法律专业人士可能清楚，不同的量刑情节会左右刑罚的轻重，但在老百姓看来，一生一死，天壤之别，是同罪异罚。这种各地适用刑法的不统一、刑罚大相径庭的司法现状，使得公众对判决的公正性产生疑问。如果适用“数额较大”等模糊规定，让各地司法机关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刑罚标准，可保证司法在本地区的统一性、公正性，从而保证司法的相对公正性。

其三，现有的规定弹性过大。按照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那么究竟贪污受贿多少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多少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情节严重(主要还是以数额作为标准)到什么程度应当适用死缓或死刑?目前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而只能靠各地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如此，必然导致贪污贿赂犯罪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畸轻畸重等现象出现。而适用“数额较大”等模糊规定，由司法机关制定出具体的量刑标准，可减少部分案件定罪量刑失衡的问题。

要坚持数额与情节并重，既克服计赃论罚的传统观念，提升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虚无主义倾向，情节必须在既定法律规定框架内发挥作用，不能突破法律规定随意加重或者减轻处罚。要对贪污贿赂案件进行规范化量刑，依法严格把握缓免刑适用。财产刑要与犯罪数额、赃款收缴相呼应，确保财产刑充分有效，兼顾财产刑可执行性。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在扶贫攻坚领域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的，在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在金融、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权钱交易的，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和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要依法予以从严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