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
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蠢羡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旁档前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运清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2、觉慧:
主要性格特征是幼稚和大胆,具有叛逆精神.他大胆的冲决一切陈腐观念和秩序.他冲出家门参加抗议军人殴打学生的请愿示威,抛散反对军阀的传单;他反对觉新的逆来顺受,支持觉民的逃婚,力斥荒唐的血光之灾的封建说法;他藐视封建门第等级观念及深严的家法,和丫头鸣凤的恋爱最后愤然离家出走.他大胆地否定一切,逃出封建家庭,去寻找自己的新天地.然而他又是幼稚的.他的反抗还带有一些盲目性.他性格叛逆的局限性.他是一个激进,大胆,而又幼稚,单纯的知识分子。
他是封建家庭中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形象,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抗者,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
觉慧的思想性格包括两个方面:
A、反抗叛逆是其性格的核心,他的这种反抗叛逆思想是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又在社会斗争、家庭斗争以及爱情追求中得到了强化。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在社会斗争中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教育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
其次,在家庭斗争中,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反对‘作揖’主义;
再次,在爱情追求中屏弃了传统的世俗偏见和等级观念,与家中婢女鸣凤相爱。
B、觉慧的反抗还有局限性——幼稚。他身上还存在着他出身的那个家庭和阶级的思想印记。
总而言之,觉慧是20世纪初,在新思潮冲击下由五四运动首先唤醒的中国人,是封建主义大胆的、勇敢的叛逆,也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觉新:
他的主要性格特点是懦弱,顺从,苟安,得过且过,逆来顺受.他在伦理上接受了新思潮,并激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但在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在新旧矛盾冲突中,压下自己内心的痛苦,服从于统治者的安排.他渴望婚姻的自由,希望与自己心爱的梅表姐结婚,但他没有勇气违抗父母之命,最终导致梅芳的抑郁而死.婚后,他深爱妻子瑞珏,也并不相信迷信的陈规陋习,但在习惯势力面前又不敢挺身而出保护爱妻免遭厄运.
性格二重性的表现: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打小就接受封建的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是他眼见到自己家庭的败落从而也对封建思想感到不满。这就造成其思想性格的二重性。
他是这部小说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觉新的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即应该反抗而没有反抗,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1)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多余人形象,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
(2)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怯懦优柔、充满矛盾的性格。
(3)觉新身上那种懦弱苟且性格的形成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首先,长子长孙的地位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
其次,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长期毒害所造成的结果;
第三,从五四文化思潮中吸取的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影响。
觉新的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他的悲剧说明: 对于封建恶势力只能奋起抗争,争的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以及爱情的幸福,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鸣凤
本文所写的鸣凤,是故事中第一个惨死的年轻的丫环。作者对于她的不幸命运的描写,集中地暴露了封建压迫的残酷。鸣凤是一个聪明、美丽、善良的姑娘,她与高家的三少爷觉慧相恋,向往着自由和幸福。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她的丫环地位就决定了她的悲惨命运。在本文之前,与此有关的情节是:一天深夜鸣凤被叫到周太太房里,通知她老太爷吩咐三天以后就要把她送给冯老太爷去做小。这些话的每一个字都像利刃刺进鸣凤的心。她曾跪在周太太的脚下苦苦哀求,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实在没有法子可想。”她从太太房里出来又去找觉慧,然而觉慧却忙着赶写文章,没有马上领会她的来意。她觉得“有一堵墙横在她跟他的中间”,其实这堵墙,正是冷酷无情的封建制度和旧礼教。于是她便想到了死。
《边城》中翠翠的形象分析
自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问世以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翠翠这一动人的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湘西苗族文化的女神,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她聪明、美丽、乖巧、淳朴、勤劳、善良、淡泊。
一、淳朴的形象美
《边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凡人之女,更是大自然的女儿。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健美壮实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的竹篁、白塔给了她一颗不染一尘的赤心,溪水、小船载满了少女的悠悠岁月。作者说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可以说这是个优美、健康、自然的淳朴形象。作者塑造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凝聚了他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了他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翠翠是个善良聪慧、温婉多情的少女。在她身上,有对祖父的深沉依恋和对爱情的真挚期盼,有外表的温婉腼腆和内心的炽热多情,所有这些都异乎寻常地融合在于一体。
二、善良的人性美
作者称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和爷爷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不贪财,不羡贵,不嫌贫,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渡河的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才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甜酸苦涩,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之酒。
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可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碧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之间,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他们之间有的只是在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的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的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式的传统的美德。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抒写这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反映了这片土地的人性之美的,通过他们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纯人性的生活方式。在翠翠的成长过程中,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点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对爱情的希冀是此刻占据她心灵的一件事,和祖父的亲情,对爱情的期盼、猜测相互交织,从中折射出人性的美,一种自然的人类本性。这种美,犹如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作者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作者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抒写自然的人性题材,寄托对社会、人生的反思。
她不满意爷爷相中的“走车路”的天保,可腼腆的性格、少女的羞涩又让她难以直白地面对傩送的衷情,她神往为爱殉情,性格强硬的母亲,幻想着能像她一样出走,来争取自己的幸福,但善良的心地又使她难以付诸行动,对相依为命的外祖父的无限深沉的依恋,使她不能只顾自己的幸福而弃之于不顾。于是,她只能在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与对美好亲情的依恋中无故寻愁觅恨,她是一个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乖巧甚至有点狡黠的女孩子,她正当婚姻年龄,面对爷爷不失时机的委婉引导,她不能忘记;面对爷爷旁敲侧击地询问,她会闪烁其辞地表明态度;她会把夜晚听到的为她而唱的爱情,当作梦境讲给爷爷;她会把自己未来幸福的担忧,融合在对爷爷的依恋中讲给他听…… 总之,这是一个聪慧温婉、腼腆多情、伶俐乖巧的花季少女,在她身上,对外祖父深沉的依恋和对爱情的真挚期盼,外表的温婉腼腆和内心的炽热乖巧,异乎寻常地融合为一体,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极富审美意义的少女形象。
三、残缺的爱情美
翠翠的爱情是小说的描写重点。翠翠是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情窦初开、渴望爱情农村女孩。小说以几个端午节将几个生活片断联结起来,表现翠翠的爱情发展过程。十五岁的那个端午,龙舟下水预订的鼓声把翠翠带到了两年前的端午,在那一天她遇见了傩送。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她情窦初开的感觉,非常优美,正如古代诗词中所描绘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翠翠孤寂的心中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悲哀,这既与她深藏心中的相思之情有关,又与边城封闭的环境有关。日渐成熟的生命与长时间缺少变化的环境产生了不和谐。因而,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翠翠惆怅与悲哀应当被视为一种健康的心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文中两次写到翠翠攀上山崖去摘虎耳草的梦,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翠翠的内心。梦是愿望的达成,梦所反映的正是翠翠内心的渴求,这是一种健康的合乎人性的需求,细致地反映了主人公翠翠生活在爱情世界里的心灵轨迹。
在一次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遇到了船总顺顺的二子傩送,朦胧的爱便在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在自己的感情上有了一种新需要,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她爱的单纯、自然,一切符合情窦初开少女的天性。当别人无意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盼望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她听说傩送要到青浪滩去,她就问爷爷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表明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其心已属傩送。她爱傩送,明确地向爷爷表示拒绝天保的求亲。傩送为她上山唱歌传情,她在睡梦中身体随着美妙歌声飘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美好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幸福甜蜜的爱情。不久大老天保外出闯滩,意外身亡。傩送为爱也远走它乡,爷爷也为孙女的婚事离她而去。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像爷爷一样守着摆渡的岗位,苦盼着傩送的归来。
为翠翠所爱的傩送也是一个活泼善良而富有感情的人,从他遇到翠翠的那一刻起,就钟情于她,以后他借送酒给老船夫的机会来渡口看望翠翠,在选择走“马路”后,他心甘情愿地为翠翠唱歌,用整夜的歌声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在婚姻上,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碾坊,一个是渡船,两者的象征不言而喻。当父亲希望他选择碾坊时,他拒绝了,他认为心里只能拥有一只渡船。翠翠和傩送相互深爱着对方,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判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利益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呼自然的朴素纯真,有的只是含蓄的东方式的传统美德。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在这自然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林的永久魅力。
翠翠那古朴的爱情故事却蕴涵着无奈的命运感伤,唱出了一曲异化民族风俗下的爱情悲歌。作家在她身上寄予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思索,和湘西现实与命运的思考。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本身是汉文化和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个孤雏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她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正像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是被看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是看者(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了成人才有的主体性。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众所周知,维纳斯之所以令天下人倾倒,就在于她的断臂给人无穷的想象;彩云遮月之所以美,就因它半遮半露,让人有既不能一睹为快,又不忍弃之的矛盾美。而《边城》恰恰因为这种充满遗憾的结尾,使它锦上添花,更显风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天下谁不想有情人终成眷属呢?翠翠既然与傩送两情相悦,理当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倘若如此,似乎又落入言情小说的俗套了,怎会产生“余音绕梁”的效果呢? 试想,如果傩送不去流浪,他们真的会幸福?傩送既有对哥哥之死的愧疚,又有对翠翠的依恋,左右两难,如何能以笑颜面对翠翠呢?而纯情的少女翠翠,不谙世事,自然无法了解傩送的复杂心理,岂不是空添愁怨?一个怨另一个不理解,一个恨另一个不温柔,长此以往,怎么会不心存芥蒂,亲极反疏呢?既然天保之死的阴影会压倒两个纯情之人,那么又何必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呢?本来的圆满,幸福的记忆,为何要画上一个不完满的句号呢?等到海枯石烂,或许那个人不可能回来;流浪到沧海桑田,或许那心结也不可能打开。那痛一寸一寸地,蚀心刻骨,难道这算美吗? 是的,一件古董放在那里,绝对只是看看而已。倘若有裂缝,自然心痛,但更多是遗憾与欣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难道这残缺不是一种美吗?
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A,有美好的理想,品格高尚,且多才多艺。哈姆莱特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对于世界和人生都有一套与传统的教会观念不同的新看法。对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友谊等有新的看法;B、忧郁与精神危机,行为上的迟疑与延宕是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的表现。父死、母嫁,友谊、爱情的破灭,现实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相悖,思想危机的阶段也是思考与探索的阶段,他所思考的不光是复仇的事,还有人的价值、实现理想的道路等,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对生命意义的思索“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也是理解哈姆莱特全部行动的关键。包括迟疑与延宕的原因。为父复仇与重整乾坤相结合。在复仇上,他有行动且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在这个伟大的目标前,他想行动但不知如何行动。
桑提亚哥——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形象,是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拳击师、斗牛士、猎人、战士等“硬汉”形象的发展与升华。他面对浩瀚的海洋,凶猛的大马林鱼和凶恶的鲨鱼,恶劣的气候和多舛的命运,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在英雄与环境的斗争中,桑提亚哥是一个失败的英雄。然而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他赢得了胜利。在他身上,具有超越的人格力量,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无论是84天的“背运”,还是在与马林鱼博斗“感觉到自己要垮下去的时候”,他“还要试它一试”,还要“忍住一切的疼痛,抖擞当年的威风,把剩的力气统统拼出来”。在与鲨鱼群进行殊死战斗的境况中,老人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仍然拖着伤残的身躯,与残暴的鲨鱼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注定失败的战斗。虽然桑提亚哥在与暴力世界的较量中失败了,但他坚信:“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最终,他虽然只带回来一副巨大的鱼骨架,然而,在睡梦中,小孩还在陪伴着他,他也正在梦见狮子。这是对未来胜利的向往,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进一步肯定。 老人桑地亚哥象征着一种哲理化的硬汉子精神,一种永恒的、超时空的存在,一种压倒命运的力量。
葛朗台:
资产阶级吝啬鬼的典型。
葛朗台的剥削方式兼具农业资本家、工商业企业家、高利贷资本家的特点。他赚钱的手段比高布赛克单纯的高利贷方式要高明。。他懂得在流通中求得资金的增殖,他不仅顺应时势,而且能巧妙地利用时势来以权谋私,体现出资产阶级罪恶的发迹史,代表着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由原始积累时期过度到自由资产阶级竞争时期的发展过程。
性格特征: 贪婪、吝啬、狡猾
葛朗台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此时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利润财富已经变得十分野蛮凶恶,为了占有黄金不择手段。巴尔扎克选择许多典型的细节,表现他对金钱的贪婪吝啬,"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当查理为了父亲的死而大哭时,葛朗台无情地说:"可是这孩子没有出息,把死人看的比钱还重。"当他得知欧也妮把自己的积蓄送给了查理后,竟然将自己唯一的骨肉打如了冷宫,直到从公证人那得知女儿将继承母亲的遗产时,才与欧也妮言归于好。为的是将欧也妮应得的计在自己的账上,在葛朗台的身上,人的正常情感已经荡然无存。当葛朗台看到查理给欧也妮的梳妆匣时,"老头子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对金钱的贪欲是他成了冷酷的恶魔,成了一个凶猛的吞钱兽,甚至在弥留之际不去关心将要孤身一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女儿,而是关心他的金子。甚至当神甫把十字架送到他唇边,让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做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给欧也妮的最后一句话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
吝啬:对金钱的追逐欲、占有欲使他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作为千万富翁的他住在一所灰暗阴森的老房子里,楼梯的踏板被虫蛀坏了。每一顿饭的面包、食物、每天要点的蜡烛,葛朗台都要亲自分发,一点也不能多。当他的侄子从巴黎来到他家时,他竟自己亲自下厨,为的是节省食物。欧也妮为堂弟在饭桌上多放几块糖和一些葡萄,他就用霹雳般的目光瞪着女儿说:"再不阻止的话,她们为了你要把索莫城抢光呢,侄儿。"他和所有作品中的吝啬鬼一样,灭绝人性,而其他吝啬鬼和他相比都不及他"亲切","崇高",都不及他工于心计、恶毒和有社会性。他是一个活在一个观点上的人,机警、狡猾、孤家寡人,利用一切机会发财,因此,他成了吝啬鬼中的吝啬鬼。他的吝啬使他的妻子过早谢世,女儿也失去了幸福,终生过着寂寞的生活。
狡猾:为了更好地控制金钱,榨取金钱,口吃和耳聋是他狡猾的典型表现。他利用这套本领,在生意上教敌人不耐烦,逼得对方老是替他这方面打主意,而忘掉了他自己的观点,平时耳聪目明,口齿清楚的葛朗台,一到关键时刻就变得耳聋口吃,,装疯卖傻莫名其妙地兜圈子,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
形象意义:巴尔扎克指出了发财的欲望怎样使葛朗台心灵空虚,禽兽的本能又怎样在他身上蔓延并把他身上人类的感情摧残殆尽。对金钱的贪婪吝啬使他成了吝啬鬼中的吝啬鬼,他的发迹正是资产阶级爆发户的血腥罪恶史。
周朴园:
他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他的伪善和冷酷。从课文开头我们似乎看到他对侍萍仍有着深深的怀念,可这种怀念既不能完全是虚伪的做作,也不能完全就是发自内心。在这怀念当中,有着周朴园想掩饰前事以保住自己面子的因素在内。
如果说这种怀念中隐藏的虚伪性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周朴园和鲁侍萍相认以后的一连串对话中,这种伪善性就表露无遗了。当周朴园知道面前的就是鲁侍萍时,他马上一反之前深情怀念的语气,忽然严厉地问道:“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单从这两句问话中便可以看出他在“怀念”之下的真正心态。等到侍萍说:“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后他就不像原先那么紧张了。但他还是认定档山侍萍是有意找上门来的,于是又冷冷地说了句:“三十年来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当他察觉到鲁侍萍感情上有爆发的冲动时,他马上害怕张扬出去会有损自己的体面,于是一再说着“旧事不必重提”的话,语调也变了,说了两段忏悔的话,想用感情来软化侍萍,目的达到后,他就转入下题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而从侍萍的“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这句话里,这才想起了过去侍萍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再联系到刚才一连串的对话,发现侍萍的性情原来没有什么大变,他安心了。但他又马上想到如果鲁贵夹在中间,事情就麻烦了。所以他就说出了“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象是个很不老实的人”这几句看来似乎不大连贯的话来。在侍萍告诉他决不会让鲁贵知道这件事后,他就完全放心了。在打听过另一个儿子的消息以后,他要问的都问了,要知道貌岸然的都知到了,他已解除了一切的恐惧和顾虑。于是他就剥去了一切的伪装,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本相。所以他终于说出了一句冷酷无情的话:“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吧!”这句话充满铜臭气的话将他卑丑恶的灵魂揭露无遗。
通过这段话的分析,可以看到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有着一条底线的。也就是说, 在往事渣蠢燃对他现在的地位、声誉、利益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他尽可以去追念前情,一旦往事对他的名誉地位和“最圆满的家庭”构成直接的现实威胁时,他那伪君子面具下的丑恶嘴脸就原形毕露了。有了这个“怀念”,不但没有模糊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反而通过前后反差加深了对伪善性的表现。
侍萍:
这是一个旧中国劳动妇女形象。她善良正直,备受欺辱和压迫,但又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刚毅顽强。她尝劲了人间的辛酸。年轻时在周家当女佣,被周朴园引诱,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刚升下三天,周朴园就逼她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投河自尽。被人就起后,一直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她“什么事都做:讨饭 缝衣服 当老妈子 在学校里伺候人”。为了孩子,她嫁过两次人,“但遇人都很不如意”。三十年前的悲惨遭遇 痛苦经历把她磨练得坚强 勇敢,对残酷的显示有清醒认识,充满了痛恨。
侍萍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下层妇女,她的人生已被分成两部分:一半属于丈夫;一半属于儿女。她希冀在默默无私地为他人奉献中得到对方的关爱与理解,从而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侍萍命运的悲剧性却让这汪纯净的如虚生命之泉慢慢干涸,直至枯竭。
蘩漪:
蘩漪是《雷雨》最有特色、个性最鲜明的人物。她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代表。她敢爱敢恨,对周家人人都怕的周朴园,也不放在眼里。当然,她对旧制度的反抗是有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她在重压下,常常无助、自卑、甚至自虐。这是蘩漪无法摆脱的弱点。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者用力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蘩漪这一悲剧形象,是曹禺对现代戏剧的一大贡献,深刻地传达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五四主题。剧中蘩漪在双重的悲剧冲突虽走完她心灵的全部历程。在这个悲剧女性身上,闪烁出曹禺卓越的艺术才华。
《雷雨》中被爱情伤得最体无完肤的女子,曹禺先生在序中这样评价蘩漪:“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勤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走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新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因这条路也引向了死亡”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燃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地,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也许爱与恨正是曹禺的《雷雨》所要表达的主题,周朴园、鲁侍萍,乃至周萍,哪个不是一切的恩怨情仇,只有蘩漪将爱与恨的交织诠释他如此淋漓尽致,蘩漪就像是一朵在黑夜里悄无声息地绽放了的花,冷漠、诡异、妖艳,穿过被灼伤了的眼睛,直逼进你的灵魂,寻找苦海深处的共鸣,我不得不赞叹蘩漪,她就是那个疯狂到让人心痛的女人,在周家深深的庭院里,暴怒的雷雨的中心,她是罪人,亦是受害者,她有一颗被爱情遗忘的心,十八年来陪伴着一个暴躁怪戾的丈夫,早已心如死水
周萍:
他的懦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单凭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配上蘩漪,他只有无尽的追悔,永远只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的错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了,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觉得这样是卑鄙,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咬一口的行动,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冷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痛苦都拥到自己身上,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
觉新形象:
他是这部小说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觉新的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即应该反抗而没有反抗,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1)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多余人形象,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
(2)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怯懦优柔、充满矛盾的性格。
(3)觉新身上那种懦弱苟且性格的形成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首先,长子长孙的地位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
其次,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长期毒害所造成的结果;
第三,从五四文化思潮中吸取的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影响。
觉新的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他的悲剧说明:
对于封建恶势力只能奋起抗争,争的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以及爱情的幸福,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觉民:
觉民起初是稳健温和的人。他虽然逃过婚,但却只是单纯地为争取自己生活的权利和幸福。他的长辈们的不义行为,使他认清了“在两代人中间妥协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才决心完全走上反对旧家庭的叛逆的道路。他也拥有进步思想,但不坚定,是处在守旧与进步之间的一个物。
觉慧形象:
是封建家庭中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形象,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抗者,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
觉慧的思想性格包括两个方面:
1,反抗叛逆是其性格的核心,他的这种反抗叛逆思想是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又在社会斗争、家庭斗争以及爱情追求中得到了强化。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在社会斗争中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教育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
其次,在家庭斗争中,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反对‘作揖’主义;
再次,在爱情追求中屏弃了传统的世俗偏见和等级观念,与家中婢女鸣凤相爱。
2,觉慧的反抗还有局限性——幼稚。他身上还存在着他出身的那个家庭和阶级的思想印记。
总而言之,觉慧是20世纪初,在新思潮冲击下由五四运动首先唤醒的中国人,是封建主义大胆的、勇敢的叛逆,也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瑞珏:
瑞珏这个良家女子,凭着自己的善良、贤慧,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觉新,但当她知道觉新和梅的关系时,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自己的丈夫,她更同情梅的遭遇。在她临产时却为了避免“血光之灾”被赶到城外去分娩,最终在难产中含泪而死。她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下婚姻的牺牲品。她是那么爱觉新,可连在临终前看上觉新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可见封建礼教之吃人!
琴的形象
琴是富家小姐,与高家算是门当户对,就算原本家长们不打算让他们成亲,处境也要比鸣凤和觉慧好得多。琴想剪去束着她的长发,却缺乏必要的勇气——不是她怕流言的讥讽,而是她怕爱她的母亲。她羡慕许倩如的潇洒,可她必须去面对一个封建礼教下的家庭。琴也没有屈服,她甚至看到了千百年中国女子所走的血路。一种渴望正义的感情在琴体内发生了,“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了解了鸣凤的悲剧,领悟了梅和瑞珏的哀伤;她明白了不能企盼别人,应该自己拯救 自己!琴和鸣凤一样看到了“宿命”,但她唾弃这个“宿命”!“我不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我要走新的路”。谁能否认琴是书中最亮丽的色彩?她和觉民为了爱情,为了目标,对这个大家庭实行不了懈的反抗。终于琴记得了自己的幸福。
四凤:
“四凤”,“好似一只凤凰,”她爱的人为她编织了一个温暖而美幻的梦想,同时又给了她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让她活在幸福的错觉中,“好似凤凰”。她的纯真,她的依托,她的天真烂漫,和她那遥远的梦想,都在那个雷雨的夜,被摔的粉碎。她在母亲面前起下毒誓,不与周家大少爷来往,最后,她也履行了爱的代价。宿命让他们邂逅,宿命让他们永别。好似凤凰,但终究还是幻灭,看似触手可及,却遥之千里。
翠翠的形象分析
(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生的化
身与极致。这个湘西少女,是渡船老人的外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
长期生活在山水间、渡船上,青山绿水与古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
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又从小常
看着老人向那些困惫的旅人赠饮一杯凉茶,甚至不收过渡者的赏
钱,过着勤俭、宁静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更替,翠翠的情感发生了变
化,作者细腻地展示了这个少女情窦初开时充满爱的心灵,她喜欢
看迎送新娘的喜轿,爱在头发上插朵野花,乐于听人唱歌,因为在一
次龙舟竞渡时邂逅船总的儿子傩送,从此暗暗倾心。至此,作者向
读者展现了翠翠的青春的觉醒和萌动,朦胧的憧憬和少女羞涩的美
妙心态,表现人类感情中极为美好的一面。而在傩送远走,渡船老
人又溘然长逝后,翠翠怀着对老祖父的伤悼之情和对恋人的思念,
守着渡口,虽有失落,但依然抱着期待,尽管傩送“这个人也许永远
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采”,翠翠仍一如既往,因循着传统的方式,平
和地生活着、等待着。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特别是通过这一人物在
爱情生活中的态度,描绘出人世间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讴歌了象
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桑提亚哥:
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也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硬汉形象,他虽年迈,衰弱,但却热爱大海,迷恋捕鱼.海洋赋予他一种无畏的勇气和乐观的精神,他知道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战斗,然而面对失败,面对死亡,他却毫无惧色.在向大马林鱼,鲨鱼三天三夜挑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和顽强的性格,是一种精神的不屈,唱出了"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可以打败的,你尽可能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曲人类精神的赞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桑提亚哥的形象与其创造者海明威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海明威的一生就是"硬汉"的一生.
哈姆莱特的形象特征:
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A,有美好的理想,品格高尚,且多才多艺。哈姆莱特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对于世界和人生都有一套与传统的教会观念不同的新看法。对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友谊等有新的看法;B、忧郁与精神危机,行为上的迟疑与延宕是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的表现。父死、母嫁,友谊、爱情的破灭,现实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相悖,思想危机的阶段也是思考与探索的阶段,他所思考的不光是复仇的事,还有人的价值、实现理想的道路等,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对生命意义的思索“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也是理解哈姆莱特全部行动的关键。包括迟疑与延宕的原因。为父复仇与重整乾坤相结合。在复仇上,他有行动且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在这个伟大的目标前,他想行动但不知如何行动。
老葛朗台的形象特征:
贪婪和吝啬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
在老葛朗台眼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
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老葛朗台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他依旧住在阴暗、破坏的老房子中,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
贪婪和吝啬使老葛朗台成了金钱的奴隶,变得冷酷无情。为了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丧失了人的基本情感,丝毫不念父女之情和夫妻之爱:在他获悉女儿把积蓄都给了夏尔之后,暴跳如雷,竟把她软禁起来,"没有火取暖,只以面包和清水度日"。当他妻子因此而大病不起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破费钱财。只是在听说妻子死后女儿有权和他分享遗产时,他才立即转变态度,与母女讲和。
伴随贪婪和吝啬而来的是老葛朗台的狡猾和工于心计。对于每一笔买卖,他都精心算计,这使他在商业和投机中总是获利。另外,时常故意装做口吃和耳聋是他蒙蔽对手的有效武器。
老葛朗台的贪婪和吝啬虽然使他实现了大量聚敛财物的目的,但是他却丧失了人的情感,异化成一个只知道吞噬金币的"巨蟒",并给自己的家庭和女儿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游腔圆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神塌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梅侍萍:
她不是曹禹最钟爱的人物,不具有最“雷雨”的性格,所能唤起的阅读共鸣也不会是最“雷雨”的。然而,侍萍的沉默却让我们不敢同样沉默地漠视命运。意义恰好相反,侍萍的人生经历最沉重地敲击着《雷雨》的悲剧丧钟:将最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
侍萍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下层妇女,她的人生已被分成两部分:一半属于丈夫;一半属于儿女。她希冀在默默无私地为他人奉献中得到对方的关爱与理解,从而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侍萍命运的悲剧性却让这汪纯净的生命之泉慢慢干涸,直至枯竭。
周冲和四凤:
周冲和四凤是整出戏中最让人不忍心的受害者,他们俩个同样的单纯、清澈圆顷,对甜蜜的爱情那么憧憬,对未来充满了热情,他们明亮的眼睛无法看到掩藏在黑幕下的波涛汹涌,一心只勾勒着幸福的轮廓,当他们的幼稚在残忍的现实面前被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刹那,老钟就已经鸣起,其实周冲化比四凤更加无辜,雷雨过后,我们不得不扼腕叹息:多么年轻的生命啊。
如果真的要揪出这无奈的悲剧的“罪魁祸首”不知算是周朴园和鲁侍萍呢,还是已故的周家老太太,少年和丫环偷情似乎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落得圆满的下场,这几乎成了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这本来就是一类被诅咒的爱情,身份的悬殊,是世人心中永不逾越的鸿沟,周朴园和鲁侍萍终究难逃棒打鸳鸯的结局,人间又多了一例明证
周萍:
他的懦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单凭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配上蘩漪,他只有无尽的追悔,永远只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的错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了,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觉得这样是卑鄙,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咬一口的行动,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冷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痛苦都拥到自己身上,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
《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哈姆莱特的形象常常是人们谈论这一悲剧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个人物既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崇尚人的理性的特征,又有宫廷贵族后代悲观、忧郁的消极一面。在剧中,作者集中揭示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他对现实的悲观认识的冲突。剧中他的四次独白,表现了他在复仇之前的心理斗争。在开始,他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深感悲痛,对母亲的快速转嫁疑惑不满。当他听到鬼魂的话时,他一方面半信半疑,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犹豫和软弱而感到自责。他利用戏班在皇宫中上演阴谋杀兄夺妻的戏贡扎古之死证实了叔父的恶行,于是他决心为父报仇。他意识到,他的复仇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正义的伸张,同时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怀疑自己是否能担当如此重任。在他误杀宫廷大臣后,他被遣送往英国,他叹息复仇计划出师不利,感到新王已经看出他的敌意必致他于死地。于是他不顾一切,利用与雷欧提斯决斗的机会与新王决一死战。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局有宫廷斗争险恶复杂的一面,也有他自身性格局限的原因。莎士比亚通过这个人物的悲愤与失望、苦闷与彷徨,批判了丑恶的现实,也揭示出哈姆莱特悲剧的必然性。
葛朗台---虽然本书以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为核心贯穿始终,但老葛朗台无疑是其中性格最鲜明的人物。贪婪和吝啬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
在老葛朗台眼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
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老葛朗台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他依旧住在阴暗、破坏的老房子中,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
贪婪和吝啬使老葛朗台成了金钱的奴隶,变得冷酷无情。为了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丧失了人的基本情感,丝毫不念父女之情和夫妻之爱:在他获悉女儿把积蓄都给了夏尔之后,暴跳如雷,竟把她软禁起来,"没有火取暖,只以面包和清水度日"。当他妻子因此而大病不起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破费钱财。只是在听说妻子死后女儿有权和他分享遗产时,他才立即转变态度,与母女讲和。
伴随贪婪和吝啬而来的是老葛朗台的狡猾和工于心计。对于每一笔买卖,他都精心算计,这使他在商业和投机中总是获利。另外,时常故意装做口吃和耳聋是他蒙蔽对手的有效武器。
老葛朗台的贪婪和吝啬虽然使他实现了大量聚敛财物的目的,但是他却丧失了人的情感,异化成一个只知道吞噬金币的"巨蟒",并给自己的家庭和女儿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老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刻画得最成功的吝啬形象之一,已成为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人物而广为流传。
觉新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性格上充满了矛盾,是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觉新善良,待人诚恳,原是旧制度培养出来的、有较强传统观念的人。由于他处于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和平共处”,他凡事采取“不抵抗主义”,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他爱表妹梅,但当这段美好的恋情被长辈无理地扼杀后,他并不反抗,对父亲为他与李家订的亲事,也表示顺从,然后则唯回房蒙头大哭一场,与瑞珏完了婚。祖父死后,陈姨太无端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觉新虽然觉得这有如“晴天霹雳”,但还是接受了,将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她的生命。觉新身上虽然有着很严重的旧观念的束缚,但他又是个接受了新思想熏染的人,因此,在他心中,善恶是非是有着清楚的界限的。他也有过美好的向往,与表妹梅的相恋就是他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他也同情受压制的青年,如暗中帮助觉民逃婚,帮助觉慧离家出走等。新思想虽然触动了他的心灵,但封建旧观念却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得他无法喘气,使他在精神上常常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他恨旧东西,自己也是旧礼教的牺牲品,封建大家族制度的殉葬品;但由于他受封建传统观念毒害较深,丧失了反抗能力,因此在“不抵抗主义”支配下,处处妥协,不自觉地扮演着旧东西的维护者的角色。总之,觉新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悲剧人物。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某些时代特征。作者通过塑造这一典型人物,批评了“不抵抗主义”,指明对于封建旧制度、旧观念,反抗才是避免悲剧的惟一出路。 觉慧是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五四”新思潮给了他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使他逐渐认清了封建家庭的黑暗、腐朽以及罪恶罩盯亩。正因为如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在家中,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在婚物森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同时积极支持觉民抗拒包办婚姻。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当然,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也有单纯幼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包括“家”)虽然愤恨,但还不能作出完全科学的分析,有时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他与鸣凤相爱,又经常处于矛盾中,下不了最后决心。最后,只是因鸣凤被逼投水自杀,这段爱情突然失去了,他才感到莫大的震动。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时,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想法很幼稚,其实高老大爷即使不死,他们祖孙两代人的隔膜也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作者对觉慧的塑造完全是忠实于生活的。尽管觉慧身上有着明显的幼稚,但他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我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的某些精神面貌
哥们上网查下就OK了,分给我了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