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尽管它们最初产生的时间不同，但在最近的500年来却是并存于人类社会之中。既然二者出现于同一个舞台上，它们就可能发生相互联系和影响。而且事实上，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地发生了实际的联系。在20世纪的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遇并结成内在的关联，直到今天逐步实现了深度的融合。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或统一性体现在以下一系列方面：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这是历史已经作出的结论，这就从历史的起点上揭示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在关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只是最近的百年间才与社会主义相遇而结缘。中国与社会主义最初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是解救苦难的中国，手段是社会主义。我们常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是在强调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但人们往往并没有注意到这种重要性首先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层面的重要性。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表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初联系的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社会主义是“手段”和“工具”，救中国是目的；二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这里的“只有”与“才能”体现出一种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性关系，其中社会主义是原因，救中国是结果。

说社会主义是工具和手段，似乎有损社会主义的身份和尊严，其实不然。首先，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事实。这是不可以因为什么“荣誉”的考虑而加以改变或否认的。其次，苦难中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手段，体现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实用价值。中国人是讲究实用理性的，虽然有时也会谈玄论虚、坐而论道，但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绝不会热衷于玩弄玄虚的哲理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很高深的道理，社会主义无疑有深远的旨趣，但是它们对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实用工具。马克思主义具有实用价值，社会主义以实际“管用”的角色而登场，这是实力的体现，是荣耀的事情。再次，社会主义对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华民族来说，不是一般的实用工具，而是切切实实的“救命”工具。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民族的救命恩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邓小平才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领袖人物，称为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讲究血缘关系的中华民族来说，没有比“老祖宗”更高的地位了。最后，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救命”的工具，而且是唯一正确有效的“救命”工具。这种唯一性就使社会主义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手段”、“工具”层面的意义，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手段当然不能脱离目的，但在目的确定以后，手段就是最重要的。同样，在目标确定以后，通向目标的道路就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找到正确的手段和道路，跟确定正当的目的和目标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目的和目标的实现遇到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在经过若干尝试而均遭失败的情况下，谁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和手段，谁就是最大的功臣。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主要不在于他为人们确定了革命的目标，而在于只有他才找到了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的社会存在不可分离的重要方面，这就从国家与其社会制度的关系上揭示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至此，社会主义作为制度因素而进入中国社会有机体中，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一个国家或祖国，当然不只是社会制度构成的，而且在人们关于祖国的想象中，社会制度也不是首要的象征，有时甚至被人们所忽视。比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尽管爱国主义很兴盛，但人们在爱国时想不到“封建制度”的问题，还不能从社会中抽象出“制度”的层面和因素，人们心中只有皇帝而已。但不论怎样，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它不是可以随时脱下或换上的外衣，而是社会肌体的血肉和皮肤。一个社会不能从自己的社会制度中脱离出来，正像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皮肤中钻出来一样。一个没有社会制度的国家和社会，是不存在也不能存在的。新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体，离不开它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不再是新中国，也更不是完整的新中国了。

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新中国来说，既是“硬件”又是“软件”。作为硬件，它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肌体和大厦起着支撑的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各项具体制度的根基。而基本政治制度则支撑着国家的政权机构。我国法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产生和发挥作用，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也属于新中国社会肌体的“骨骼系统”。失去了“骨骼”，肌体就会瘫软下来。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软件系统”，因为它不仅是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的制度和原则。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载入国家大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仅笼罩着我们的社会，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成了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这就从现实利害上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在关联。

正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和影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实现了深度的融合。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属于爱国主义，哪些属于社会主义。有人以为他爱国但不爱社会主义，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在他的爱国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能已经不自觉地或至少部分地爱了社会主义了。要想在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分清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

由于现实的中国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体，它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伤害其中的一个，就必然会伤及另一个。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有些自称爱国而又反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中有人后来发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他们瞄准的是社会主义，但击中的却是俄罗斯。他们在头脑中把俄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分开，然后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开枪，结果发现应声倒下的是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而亲手杀死自己的祖国母亲的人，是没有资格再称自己为“爱国者”的。他们没有想到，在头脑中能分开的事情，在现实中却是分不开的。因而有人后悔当初自己的所为。在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瞄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开枪，击中的也是中华民族。当然，从程度上讲，“瞄准”是一回事，“开枪”又是另一回事。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说他们在不喜欢或不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甚至只是在“瞄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算是“爱国者”，但只要一开枪射击，化为对抗社会主义的行动，那么他们不仅触犯法律，而且在道义上也不能再自称“爱国者”了。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这就不仅从现实的角度而且从未来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在关联。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对社会主义与中国内在关联的证明，这种证明是非常有力的，但又是未完成的。我们并不能从这里推导出社会主义在此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所具有的根本价值。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也需要有新的历史来作出证明。在新中国成立65年、改革开放走过36年历程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新时期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这种新的证明。它证明了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与社会主义连在一起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发展中国，实现中国全面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发生误判，工作指导上发生严重失误，导致了像“文革”那样大的社会动荡，这使刚刚在祖国建设事业中得到发挥的社会主义优势失去了它的光辉。当“文革”结束后，有人对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作用提出质疑，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甚至提出让美国人来给我们当主席，提出我们要做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年殖民地才能走向繁荣富强，等等。但在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决不会再有人作如此之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使我们走向繁荣，已经无法再凭空否认了。

中国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全面进步。就经济建设来说，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了强大的优势。经济的基础作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劳动创造财富，等等，都来自社会主义理念。在这些思想里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一旦焕发出来就会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同时，社会主义又以极大的包含性将市场因素纳入自身体系之中，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并以体制的力量驾驭市场经济，减少其消极影响。

而就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而言，社会主义也具有独特的优势，或者确切地说，更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实，社会主义的长项本不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而在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长项倒是在经济活动方面，因为挣钱和发财是资本的生命。将社会主义运用于发展生产力，这并非不能成功，但却是大材小用。如果说社会主义在被迫承担起发展经济的重任时，特别是在开始的时期，还有些笨拙和不能得心应手，那么当社会迫切呼唤全面进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正好撞在社会主义的长项和优势上。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公正正义的实现，以及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正是社会主义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第五，社会主义完善和提高了爱国主义，使爱国主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高尚的思想境界，这就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形态上揭示了它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爱国主义产生很早，可以说自从有了国家这个共同体时起，就有了爱国主义。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代，国家以及与此相关的爱国主义也是发展变化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也是爱国主义随之进步的过程。爱国主义逐步地从封闭走向开放，它的社会基础也在不断地扩大，民主观点逐步融入其中。但是，由于这几个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都有内部的阶级分野或分裂，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爱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使其带有深厚的阶级社会的印记。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才达到自己历史上的最高形态。

按马克思主义最初的道理来讲，或者从理论的模型上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不是过渡时期，而是一个具有旧社会痕迹的崭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正在消亡，或者至少已经不再是完整的国家，而是“半国家”。与之相适应，爱国主义会不断减弱，而国际主义不断增强。直到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逐步消失。但是，从社会主义的现实来看，则不完全是这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是地球上所有的或最主要的那些国家，而是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部分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继续存在，而且还得到加强。与此相应，爱国主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需要得到弘扬。在这个过程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爱国主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爱国主义得到了完善和提高，它的社会基础空前地更加广泛了。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毕竟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呈现为社会的主要面貌和整体状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根本的一致是社会和谐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还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分化，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也由于共产党的领导集中体现了这种一致，所以我们有了历史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

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主义应该有更高的境界。爱国作为一种基本的感情，它本来并不需要多么高的思想境界，任何人都可以爱国。但是，在爱国或自称爱国的人们当中，还是有着境界的高低和层次的不同。小资产阶级的或小市民的爱国主义，尽管有着真诚的热情，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往往表现为狂热的非理性的情感的激化，还往往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忽视和敌视。这是与这个阶级阶层的狭小的生活环境和狭隘的眼界分不开的。而现代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则是与这个阶级的开阔眼界和广大胸怀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出共产党后，就为爱国主义注入了社会主义内容，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形态和境界。这样的爱国主义，应能了解世界大势，并与国际意识相结合；应能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并将爱国之情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应能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成为人民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自觉的行为。

第六，中国共产党人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将爱国和爱社会主义有机融合于一身，这就从主体人格上揭示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从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点上说，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是国际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共产主义运动从其兴起的时候起，都是凸现着自己的国际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是德国人，但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从事理论工作，他们不仅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营养，还吸取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等的营养。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也是国际性的，更不用说后来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了。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共产党人更强调的是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和精神。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还说过“工人没有祖国”这样极而言之的话。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是对爱国主义的狭隘性抱嘲讽甚至批判的态度。恩格斯晚年也说过，鉴于爱国主义一词长期以来的用法，他不想称自己为爱国主义者。到列宁时期也是如此，对外他批判了第二国际后期一些工人政党放弃国际主义立场的爱国沙文主义，对内则批判了小生产者和小市民的狭隘爱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特别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苏联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才讲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但即使如此，“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不是特定的国名，其中没有任何地域或民族的标志，而且事实上它的本意是一个开放的、面向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联盟。

可以设想，在国际主义占主导的语境中，假如某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公然自称为爱国者，并强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维护本国的利益，那是冒着相当大的压力和风险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就是如此，他们不仅公开声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甚至强调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员。在延安时期，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毛泽东，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毛泽东回答说：“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爱国者是天经地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与苏联的交往中，毛泽东曾因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被他们批为民族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大多是从爱国主义者走向社会主义者的，他们满怀救国之情走上斗争舞台，后来逐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成为社会主义者。而他们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后，并没有放弃爱国主义，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现代中国这样的时空中实现了交叉融合。这两种感情和追求在同一个现实目标上得到体现，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搞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仔细想一想也可以知道，即使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并不是完全分离甚至对立的。在无产阶级国际型政党中，党员也还是有民族身份的。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工人运动经过沉寂期而再次兴起的时候，是以各民族国家的政党的形式出现的。每个政党也主要是在本国开展运动和斗争，在此基础上再加强国际性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格外关心，多加指导，希望并相信他们能够走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列。这不能说就没有一点民族情感在里面。这些都说明，在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仍然现实存在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秉持一定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具有历史的合法性。这也进一步说明，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以在同一个主体和人格身上实现结合和得到体现。

第七，人们的爱国主义有一个从不完全向更加完全的发展过程，人们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一个过程。

既然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实现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统一，就说明了在当代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实现这样的结合。但毋庸讳言，在这一方面恰恰是许多人所困惑的。难道爱国一定就要爱社会主义吗?我不爱社会主义，难道就是不爱国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尽管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宏观上实现了统一，从而为人们将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提供了客观的前提，但这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就自然而然地能够在思想感情上实现这种统一。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一个努力和成长的过程。

爱国主义不是死的，而是不断生长和成长的。人们爱国的思想感情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从不太完全到更加完全的发展完善的过程。人们往往是从自己生活的经验中，从具体的事情和感性的了解中，形成自己朴素的爱国情感。乡土、乡亲等往往成为人们感性认识的起点。相比之下，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属于比较抽象的事情，应该用理性来认识，这就有赖于后天的学习。因此，人们在对自己祖国的认识中，对社会制度的认识较晚。要求青少年一开始就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切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这是不切实际和违背规律的。因此，如果说一些青少年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太多了解，也没有培养起深切的感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能苛求。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缺少对社会制度的了解和认同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完全的、不完善的。在当代中国，完全的爱国主义是应该包括爱社会主义的，即拥护中国的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缺少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那么他的爱国主义是不全面的。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爱中国，但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剔除在外，把党剔除在外，那么他所爱的国家就是残缺不全的，他的爱国主义也是不完全的。一些尚不能实现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大学生们，不应停留在自己的现有状态中，而要继续前进，不断增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进一步培养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使自己的爱国主义更加全面、更加完全，也更加完善。对此，我们是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的。

第八，社会主义有与爱国主义相融合的一面，但也有超越于爱国主义之上的方面，这种超越于爱国之上的世界之情和人类之爱，虽然不能归结于各国爱国主义的综合，但也吸纳了各国爱国主义中那些美好的东西，这就从更广阔的视野揭示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以上所说的七条，都是着重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和融合，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二者的差异，要把握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适度张力，不要将二者完全混同和等同起来。其实，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社会价值，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有所重合，但也不会完全重合，更不会完全等同。应该说，二者有层次上的不同。爱国主义处于较低的层次，而社会主义则处于较高的层次。从历史渊源看，爱国主义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而社会主义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比国家文明、比私有制文明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因而从未来前途来看，爱国主义在未来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逐步消亡，而社会主义则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在人类不分国家的时代里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本身是很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它并不需要依靠人们自发的爱国情感来维系自身。因此，爱社会主义另有理由，它不需要绑定在爱国主义上。我们固然可以由于爱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我们爱社会主义却不限定于爱国主义的层次和范围。世界上无数的社会主义者，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他们之所以爱社会主义，主要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体现了一种更高更美好的价值，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和追求。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们更愿意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不大愿意标榜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可是，当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失败，当社会主义声望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话题中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的时候，人们又更愿意标榜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敬而远之。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同志开始采取一种类似“捆绑式销售”的宣传教育策略，将爱社会主义绑定在爱国主义上，试图依靠爱国主义的天然合理性和天然感情来为社会主义找到支持。这当然是好心好意，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好的效果，但是也确实有它的局限性。它无意中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放低到爱国主义的水平，甚至把社会主义教育变成了一种类似强迫销售和强买强卖的行径。这是很不妥当的，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因此，在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时，我们要实事求是，按照二者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联系来加以阐明，而不必也不应过度地硬性规定二者的重合。要承认并保持爱国与爱社会主义之间一定的张力，对那些虽尚未实现二者的统一但却正在为此努力的人们，抱以谅解的态度，并以建设性的态度为他们提供帮助。当然，对于个别别有用心地试图将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的人，要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

总之，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表现于一定个人的思想感情世界时还更为复杂。对此，我们要采取客观而辩证的态度，既要承认二者的差别，又要强调二者的统一。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这段话说得很好，既说明了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区别，又突出强调了二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