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怎么解体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解体了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

1、在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

（1）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

（2）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

（3）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右是“左”的反动，是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

2、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 

（1）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名无实；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在联盟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与分权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加之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积累了动因，提供了法律依据。 

（2）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决定，造成共和国失去经济决策权；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按照全国的地区专业化分工进行，造成许多共和国经济“殖民地化”，结构单一、生产落后、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建设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束缚了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这一切形成了共和国经济主权要求和民族分离的历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因不是产生于体制内，而是来自体制外。生产的目的是完成国家计划，体制内没有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运行机制；产权虚位造成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来自外部动员；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竞争，阉割了体制的效率机制，形成数量型经济和耗费型经济。由此产生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碍科技进步，尤其不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导致经济发展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比例失衡，产业级次严重落后。这一切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经过长期的效率下降，最后爆发衰退性经济危机。苏联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而是危机的社会主义，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复杂.
简单点说,苏联解体,不是苏联老百姓要解体的,而是当时的最高层当权者要苏联解体.
在苏联,存在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苏联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些人,攫取了大量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形成了大量的掌握实权的统治阶层.(中国对于这种阶层称为"八旗子弟"或者"高干子弟")
一个工厂,如西伯利亚石化厂,最高负责人是厂长,他在这个大厂中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但是,他退休了,只有他的退休金,他的儿子不会直接得到工厂的利益(刻意培养的除外).
所以,这个阶层,都在考虑这一问题.

机会来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引起国防部长和副总统等人的反叛,苏联空降兵进驻莫斯科.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冒险站在坦克上演说,发动老百姓,劝退了苏联坦克兵,政变企图被挫败,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暂时被恢复.

戈尔巴乔夫感觉苏联没有前途了,他也早干够了.他,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外长谢瓦尔泽那泽等几个人开了会,决定,解散苏共,各个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
苏联是没有民主制的,占人口99%的老百姓,没有想让苏联解体的,但是他们说了不算.
说了算的,就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外长谢瓦尔泽那泽等几个人.他们代表的是高干子弟,就是时任厂长经理的那帮人.

只有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才能独立,身为共和国总统的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才真正有实权.
只有苏联解体了,身为厂长经理银行行长的人们,借助"私有化改革",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国企变为私人所有,世界级的石油公司,如"尤科斯"石油公司,他的股份都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个私人,在苏联解体前,就是这个国企的厂长,他没花一个戈比,就一下子拥有了所有的股份.太好了,即使他死了,他的后世子孙可以凭借股票,源源不断取得股息红利.

　苏共思想理论长期僵化，固守教条；党内党外发扬民主不够，对社会思想统得过死，人们缺乏政治积极性，社会缺乏活力。在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的重要时刻，解放思想，摆脱错误的、过时的教条的束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扬民主、活跃思想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所有这些都应从改革的需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大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昌盛为标准。在此，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担负着指导改革、动员人民投身改革事业的艰巨任务。正是在这一重要的领域，苏共及其领导人开始时便出现了一些错误苗头，以后错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使苏共葬身于自己所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说，苏联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是其社会政治制度演变的前提和前奏。
　　一、改革指导思想：从“创新”到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逐渐发展、演变的。在1988年6～7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及改革实践基本上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改革的任务是“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这时，苏共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为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这些提法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此时，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体制的设想中已存在某些错误端倪，但总的看来，他还是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在苏共领导下进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发动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途径，对政治体制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阻碍机制”进行改革，重点放在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克服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弊病上。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文中，进一步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进程。此后，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便日益突出。
　　第一，苏共领导人对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形成了指导苏联内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苏共领导人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到1989年前后，他们已不再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充实和完善苏联社会，而是力图重返欧洲文明，向往“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
　　以前，苏共长期坚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的、后来由斯大林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已激化；资本主义已走向“垂死、寄生和腐朽”、已走向“全面反动”；垄断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婪和对世界的瓜分与再瓜分必然导致一连串的战争，而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总决战”的时期。在这种“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同外部世界相隔绝，同时保持紧张的对抗状态，这给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为了改革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所处的历史时代、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看到了时代的变化，认识到“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苏共领导人一改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对抗、埋葬帝国主义的提法，转而大谈世界的共性、矛盾的同一性，由此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的论点，到后来甚至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这种超阶级、超越国界的“全人类价值观”说到底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苏共领导人的思想脉络实质上就是从放弃集团对抗、停止“冷战”、打破闭关锁国局面开始，经过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理想”，承认并向往“全人类的价值”，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逐渐发展演变为部分地到全部地接受西方价值观。
　　第二，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掺杂进越来越多的“新”东西，最终形成“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观。
　　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还设想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认为这“不是改变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以便确保我们社会的胜利发展”。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批判的深入，苏共领导人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现实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官僚专制制度”、“兵营社会主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戈尔巴乔夫试图用“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改造苏联社会。在他看来，经过改革的苏联社会应该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高度民主化：以人为核心，实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建立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确立法律至上原则，保证司法独立性；经济多元化：“要使劳动人民成为所有制的真正主体，工人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意识形态多元化：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应该注意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应该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族际关系民主化：“在苏维埃联邦制范围内，族际关系只能建立在民主、平等、彼此尊重和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之上”。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苏共改革战略的转变。
　　第三，苏共领导人的“改革理论”不断发生变化，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
　　1、有关改革的目的，开始时苏共领导人还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
　　政治和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到后来则把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当作改革的目的，即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代之以“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
　　2、有关改革的动力，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力量，认为人民自然而然地会支持改革，开始时还把苏共当成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力，后来逐渐将苏共看成是改革的阻力。
　　3、有关改革的阻力，开始时是“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苏共领导人逐渐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成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
　　4、有关进行改革的手段，认为民主化、公开性是进行改革的根本手段。
　　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一个混合物，其中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居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在不断增多，唯独社会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仅仅成为口头上、形式上的东西了。这种理论思想上的混杂、混乱，自然引起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思想混乱，各种思潮、理论应运而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纠缠历史旧帐，使苏共丧失威信
　　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官僚主义、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泛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造成大量历史冤假错案。改革之初，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共领导人注意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为一些历史上被错杀、错判的苏共领导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名誉和党籍。这无可非议，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有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增强党的威信，推动改革。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个限度问题，在揭露阻碍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包括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本应通过这些事实教育、团结人民群众向前看，克服困难、开拓未来。但戈尔巴乔夫却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这种一味放开的做法，事实上分散了社会注意力，而最危险的是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苏共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党内斗争，致使大批党、政、军、社会团体的干部以及知识界人士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些错误使苏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联社会主义蒙受耻辱。对此，苏共领导人应有清醒的认识。苏联社会和党内存在各类“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早就在“地下”积聚力量、酝酿着风暴。作为执政党、当权者，应该注意引导，化不利为有利，起码是无害，化解矛盾和冲突，使人民群众投身改革。而简单的不留“空白点”、不设“禁区”的做法，看起来很彻底、很客观，但后果可想而知，它必然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苏共作为执政党当然要对这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不进一步损害苏共的形象，使其处在受审判的地位。
　　原本是想通过纠正以往错误，克服党自身缺点，动员人民投身改革，但由于措施不当，超出了限度，反而变成了授人以柄、号召人们攻击苏共自己的大败笔，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口实。由此，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作为“被告”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很难驾驭、控制这一思想运动。显而易见，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输家自然是苏共，而得益者当然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对这种倾向不仅未能保持警惕，进而加以抵制和批评，反而袖手旁观，任其发展，甚至有时还有意无意地起推动作用。这势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为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直至国家解体埋下伏笔。
　　三、把民主、自由绝对化，造成社会思想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以开展“公开性”、“民主化”运动而著称。早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戈尔巴乔夫就曾详细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专门论述公开性问题，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同时强调：“共产党人时时处处都要讲真话”，“我们应当使公开制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
　　苏共领导人反复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无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是想通过公开性、民主化，培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人翁意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改革。然而，实际结果却是人民并未被充分动员起来投身改革事业，反而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反思运动，它使苏共陷入不利的境地。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理论上看都完美无瑕，既“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又深得人心的公开性、民主化，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呢？
　　应该说公开性、民主化本身并没有错，苏共领导人的许多论述也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他们过于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对苏联社会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估计过高，而对苏共历史上大量错误做法给全社会造成的心理创伤估计不足。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同时，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的资本主义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出现和进行建设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是自发的过程，它必须由先进阶级的先锋队──革命政党来领导，一旦放弃这种领导，盲目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这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自发倾向只能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糟，陷入混乱。苏联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用戈尔巴乔夫宣称的“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导致思想理论界的严重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势力在“自由”、“民主”旗号下兴风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成为“时髦”。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苏共党内不断发展壮大，苏共领导层、尤其是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苏共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混乱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并使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苏共，而有利于“民主派”的变化。
　　其实，在政治过热，政治斗争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某种势力占上风的时候，人们往往为形势和激情所左右，身不由己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这种“民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更多情况下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最容易被一些人和势力所利用。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给少数人发言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这一次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占了上风。

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主动解体？主要原因有这些，其中一个与中国有关

不得人心，合久必分。没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