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车的资料

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不但在兵器制造和使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杰出的创造，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_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_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_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_火器图说十一_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使用范围和战斗作用要宽广得多了。

国古代战车资料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 0.8 - 1米，宽度 1.3 - 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 1.3 - 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以上、且能追逐奔马。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 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 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 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火器图说十一。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使用范围和战斗作用要宽广得多了。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_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_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_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_火器图说十一_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使用范围和战斗作用要宽广得多了。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 0.8 - 1米，宽度 1.3 - 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 1.3 - 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以上、且能追逐奔马。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 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 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 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火器图说十一。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