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差距。差距多远，你自己判断。
唐朝时，GDP当然是全球第一，而且所占的份额应该是当时全球的一半以上。
唐朝时，都城长安人口接近100万，欧洲哪能比肩。
价值观取向不同，很多人做官是为了自我价值实现，不是搞钱、搞什么，更不是为了在下属面前吆三喝四，万人簇拥。富贵人家数代绵延，家教甚严，颇具修养，几乎不会炫官炫富。
唐朝时，有学识的人虽然慕官，但不卑躬屈膝。不仅李白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其他的人，即如温文尔雅的杜甫也敢放言：“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白居易作《长恨歌》讥讽玄宗荒淫，写《琵琶行》慨叹自己仕途多艰，现在的官员肯定不敢这么做，而且唐宣宗还写诗夸赞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诗能够繁荣，与环境不无关系。
唐朝没有独尊儒术，唐玄宗亲自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开放的态度致使南亚的医学、历法、美术、音乐，中亚的音乐、杂技、魔术、舞蹈，西亚的建筑艺术和景教（现在的天主教）、祆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争相涌入，真是春色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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