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二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首先兴起近现代自然科学

黎鸣 著 追问历史篇 10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首先兴起近现代自然科学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近现代科学，首先，它是人类的一种求知的精神，一种探索新知识的思维方法；其次，它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职业，一种为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提供新的实验操作的可能性技术的专门职业；最后，它才是已经变成人类学校教材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 上面所说现代科学的这三个层次，无论哪个层次都没有可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中国首先出现。传统中国的学校教材从来只有儒家经典，这一点根本无须证明。传统中国也不可能具有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提供新的可能性技术的专门职业者，或许最接近这一点的要算在中国古代为帝王的长生愿望服务的道家炼丹的方术之士，但这种人或属于皇家，或远离尘寰，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职业。更重要的是道家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神秘主义的思维方法远异于现代科学。下面我们要专门讨论，正是中国人的特殊的精神性，特殊的思维方法阻碍了中国人首先兴起现代科学的可能性。说得绝对一点，如果没有19世纪中期西方文化的强行切入中国至今，现代科学恐怕会与中国人永远绝缘。换言之，中国人将永远不可能自己发现和兴起现代科学。如此说，绝对没有任何轻视中国人能力的意思。这实在是中国人走了一条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之路，或者更质而言之：精神之路。 我考虑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法与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方法在如下三个方面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1)中国人的观念只有相对的意义，而西方人则重视观念的绝对明确性。 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对于人的等级身份特别讲究正名，而对于他提出的观念名词，却从不下定义，因此他所提出的诸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观念，要么在语言或行文中有具象经验的直观解，如子对父的“孝”，弟对兄的“悌”，臣对君的“忠”，要么便在多次语词的关联中比方求解，如“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为仁之本”……通观中国古代经典，尤其四书五经，基本上不具备逻辑的理论思维，而只有圣人的独断性的心得。由于不必推理，所以其中的观念绝大部分都不必有确切的定义，不必成为概念，反之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确切的定义，所以观念与观念之间不能也不必具有逻辑上确切的联系，惟一的联系形式即是圣人的独断。即以《大学》中著名的8个观念而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结它们的关系很难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分析。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是基本前提，哪一个只是推论；也难以说它们之间是属于什么逻辑关系。与其说有逻辑，不如说没有逻辑，而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有机整体的独断性思维。这种思维结果只是要人记住，不是要人获得一种理论，从而可以与人讲理。中国古代圣人创造了一个讲情、讲礼，但却从不讲理的文化系统的基础。一切观念都在永远彼此相对的意义上存在，一切观念都没有完全确定的求解。这种情况即使发展到宋明理学的阶段也依然没有多大改观。宋儒的理、气、道、器、心、性、体、用等观念，照样难以在逻辑上说得清楚。儒学的思维是如此，道家的相对主义更甚。老子道德经中的阴阳、刚柔、强弱……全是正反对称，根本就找不到意义更确切的观念。“反者道之动”，“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整个就是相对主义思维。 相对主义思维属于具象的经验思维，不必需求抽象。 与中国人不同，接受了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精神传统和古希腊人的求知精神传统的西方人对观念的精确性、从而概念定义的确切性的需要，在他们的思想家那里简直达到了形成癖的程度。犹太人对上帝的高度绝对性的抽象，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实际上是辩论法)、柏拉图的高度抽象的理念论，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简直不允许任何观念的相对含混。这两种传统都有助于培养西方人绝对性抽象思维的习惯。 (2)中国人的思维讲有机整体，西方人重视对对象的概念分析。 中国古代圣人关心的几乎只有人事，因此思维方法具有浓厚的人事特征，各个方面不可分，也不能分。人事的有机整体性决定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思维的有机整体性。 《易经》、《老子》虽然讲阴阳，但讲阴阳不在分析，而是因男女、日月、阴阳等为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而类比归纳形成的一种对有机整体性事物变化规律、法则的原始认识。一切事物变化皆有阳阴的说法与西方人的物质与精神、原因与结果、内容与形式等分析范畴显然有别。前者是不可分，后者是几乎绝对地要求分，不分便无法定义，无法确切理解。中国古代圣人对万事万物好“一言以蔽之”，儒家《易传》曰“太极”，《老子》曰“道”，庄子曰“生死存亡之为一体”，“万物与我为一”，汉儒讲“天人合一”，《黄帝内经》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以喻人体五脏之间的关系，且以阴阳平衡来解释人体的健康……这“太极”、“道”、“一”、“体”等等观念明确显示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有机整体特征。整体变动不居，变动的模式即为阴阳和合。在中国人的眼里，自然为一，社会为一，人为一，天地人还为一，一切都在这“一”中获得想像的理解，因此这一切也都只能有混沌，而不可能有清晰。中国人要求清晰的只能是人事，而人事又特别在由“礼”所规定的人的等级，在孔夫子那里这等级有五：天子、诸候、大夫、士、民。五者全部统一于天子。中国人永远习惯的大一统观念即来自中国古代圣人的有机整体思维。 西方人的精神传统，特别是来自古希腊哲人的求知精神传统重视分析的思维方法。古希腊哲人在思考自然问题时所提出的元素论、原子论、强调定义明确的概念的逻辑分析等显然说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西方自然科学中诸如分子、原子、电子、核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细胞、染色体、基因、DNA……等等还原性的概念系统均是这种概念分析思维的产物，这种产物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人的传统有机整体论的思维中产生。 (3)中国人的思维有循环论特征，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进化论特征。 中国人的有机整体论思维中的有机特征其实就是循环论特征。 《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为阴阳，“四象”为春、夏、秋、冬，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 《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等等同样有明显的循环论特征。 《黄帝内经》讲五行相生相克，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邹衍讲“五德始终”，汉代董仲舒讲“三统”、“三正”，《三国演义》起首即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等等，这全都反映了中国人的循环理论思维特征。 与中国人不同，直线进步的进化论思维在西方人的精神传统中久已有之，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较晚，且不说，西方人的真正的进化论之祖应是犹太人的远祖摩西。摩西完成了把上帝抽象化的步骤。上帝缔造了人类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改恶从善的历史，因此人类的历史绝不仅仅是重复，更重要的是前进，是进化。上帝的信徒和子民要想获得拯救，所以他们的生活决不应是简单的重复，而应是不断的前进、上升，进入天堂。 古希腊哲人把善定义为求知，同样有思维的进化论特征。 笃信人性本善的中国古代圣人，把思维的焦点集中到人自身，自然无法摆脱循环论的束缚。 以上关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传统思维特征的比较，在各自的历史中是明显地得到反映的，是可信的。 我们今天知道，近现代科学思维，尤其是科学最初兴起时显然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科学思维，其最本质的特征恰恰是这三者：绝对论、分析论和进步论。既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特征与此三者正好相反，所以明显可知，在传统的中国历史中是绝对兴不起近现代科学思潮的。 既然如此，有人会问，为什么西方人早不兴起科学而偏偏要等到16世纪以后才开始兴起近现代科学呢？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虽然在传统的思维习惯上，西方人总的来说比中国人更靠近科学思维，而中国人简直是背离科学思维，但科学系统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系统，还应是一种社会职业系统，或应具有相应的社会需求，包括生活中的精神需求。而这些需求在古代的西方，尤其在中世纪的西方并没有出现或受到了压抑。在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哲人只赞成伟大的抽象思维(如几何学)而反对卑微的实用研究，柏拉图即是这种偏见的代表者。而到了中世纪压抑的力量则主要来自教会。 在本书前面我们曾谈到科学出现时必须具备的三种精神状态，这些状态至少必须在一些人们中得以体现，它们即是： (1)不迷信，具有始终面对永恒而追求真理的精神； (2)不空论，具有始终面对终极而追求善的体验的精神； (3)不满足，具有始终面对自由而追求美感的精神。 在西方中世纪期间，由于教会对精神领域的垄断，上述三种精神状态很难呈现，我们从天主教会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压制和迫害即足见一斑。但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给西方人带来了进入新时代的希望，新教改革对教会的抨击，使人们信仰的精神可以不经过任何中介而直指上帝和基督，这有助于打破教会对思想精神的龚断，冲破迷信的烟幕。紧随马克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正相关的理论，R·Ｋ·默顿提出了17世纪英国科学的崛起与清教主义精神的正相关的博士论文。默顿的观点正好可以印证上述三种精神的兴起。参见默顿：《十七世纪贡历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颂扬上帝”与赞美上帝的杰作是一致的，信仰与理性决定不矛盾，二者都成为清教徒高度推崇的美德。直接对上帝的信仰反对迷信，理性同样反对迷信，二者都鼓励清教徒直接面对永恒，勇敢地追求真理。 (2)“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于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就被确立为一条主要标准……”加尔文的“命定说”促使新教徒积极勤奋地参与社会事业，以确认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清教徒的禁欲精神更突出了一种对劳动的终极的向善的体验精神。 (3)用经验来检验理论才是真正的理性，“研究自然现象是促进赞美上帝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对上帝的杰作的美的欣赏。在这方面，人们将永远不可能有满足感，人们将始终面对自由而不懈地追求新的美感，赞颂上帝的伟大。 默顿通过对清教主义伦理精神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近现代科学首先在英国产生的精神性原因。其中正好包括了上述(不迷信、不空论、不满足)三条。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对圣人、对大人、对天命的迷信；充满了儒家道德说教的空论；充满了“知足常乐”，“不求甚解”的惰性精神。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神即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首先兴起人类的近现代科学。 尽管中国人不可能兴起人类的近现代科学，但不排除中国人具有自己独特的科学和技术，尤其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技术发明相当丰富，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实际上在推动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崛起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造纸、活字印刷帮助推动了新教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传播，指南针、火药为西方人对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和冒险活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武器。西方科技史家甚至称中国的技术发明占有自古以来全人类技术发明的半数以上。尽管如此，中国的科技理论相当不发达，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中国人不乏经验的发明和发现，但缺乏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缺乏思想自由驰骋的空间。